“我比较心疼你。”他翘起一边嘴角看着我笑，调笑的意味极浓。
他笑起来真是好看，牙齿雪白，五官标致，眉眼的轮廓象极了高加索人，却有着当地人比不了的细腻。所以明知道他在占我便宜，一边面孔还是不争气地热辣辣发麻。
“那什么，上回在七公里市场……那件事儿，谢谢你。”我qiáng作镇静。
“承蒙不弃您还记得我，真让人感动。”他利索地gān掉一杯咖啡，“我把你jiāo给警察的时候，你可是一句话都不会说，死死抱着我不肯撒手，只会流眼泪。”
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脸迅速地红了，简直不敢看他。那段时间的记忆，对我来说一直是个残片，就像人喝醉了酒，事后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自己曾做过些什么。
我嗫嚅着岔开话题，“还有签证，你帮我一个大忙，也没机会当面说谢。”
“这话我爱听。”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你打算怎么谢我？”
我接不上话。这人顺竿爬的水平倒不坏，想起维维说她只要他对她真心，想起那个细腰长腿极尽妖艳的当地女孩儿，我沉下脸。
“记着啊，你欠我一顿饭，我保留随时追债的权利。” 他很识相，抓起大衣开门走了。
天快亮的时候，彭维维醒了，在chuáng上反复辗转，痛苦不堪地呕吐呻吟，我跑进跑出地服侍着，为她擦脸抹手，换chuáng单拖地板，累得腰酸背痛。
她睁开眼睛，仿佛不认识我，沙哑着声音说：“你去睡，我没事儿。”
“维维，我不认得他，昨晚是个误会，真的。”我急急地解释。
“算了，不关你的事儿，是我自己犯贱，对不起。”她疲倦地微笑，化妆完全糊掉，一大半眼影洇在下眼睑上，另一半全抹在雪白的枕套上。
那张脸依然漂亮，美丽的眼睛里却带着煞气。我不敢胡乱说话，只能顾左右而言它，“起来洗个澡，吃点儿东西再睡吧。”
她躺着没动，眼圈乌青，象大病过一场。“你知道吗？”她笑得似乎很欢畅， “我以为他是路易斯，没想到他是莱斯塔特。”
我一下笑出声，“你个白痴，真以为自己是克罗迪娅？”
“赵玫，你可千万别碰他，那不是人，是个混蛋，简直人尽可妻。”
我唯唯诺诺着答应，她打了个呵欠，终于又沉沉睡去。
上午有两节语言课，我不想错过。窗外曙光初露，补觉是不可能了。此刻倒下，不到中午十二点甭想起chuáng，我索xing换上跑鞋出去晨练。
一路穿过半圆广场和著名的“波将金”台阶，沿着海滨大道一路跑下去， 对面有跑步的人经过，目光在我脸上长时间地驻留。我没有在意，冲他笑了笑，两人擦肩而过。
落叶在脚下刷刷作响，早晨的空气寒冷却清冽而纯净，弥散着海洋的气息。身后有脚步声追了上来，我回头，清冷的空气里看到一脸和煦的笑容，犹如chūn日午后的阳光。
“早安。”他用英语说，“我是安德烈。 弗拉迪米诺维奇，还记得我吗？”
我仔细辨认片刻，差点失声叫出来：“小蜜蜂……”
真的是他，不过今日完全便装，笑容温柔，完全没有警察局里故作冷酷的模样。
安德烈，奥德萨市警察局刑事犯罪科的警员，今年二十五岁，毕业于奥德萨国立大学。这是他的自我介绍。
此次邂逅之后，他像是对我发生了浓厚兴趣，每天清晨都会在“波将金”石阶的尽头等我一起锻炼，bī得我天天按时起chuáng和他会合。混得熟了，有时候下了课，也会和他一起去快餐店吃顿饭。
我大概是有严重的“制服诱惑”qíng结，曾经因为对德国军服的崇拜，被人在网上狂砸过板儿砖。而安德烈平时gān净得象个学生，穿起警服就帅得难以形容，深邃的蓝眼睛在帽檐下带点冷冷的神qíng，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警察。
不过比起中国人的伶俐，安德烈和大部分东欧的同龄人一样，有点没心没肺的纯朴，思维总是直来直去，好象脑子里缺根弦。
他开着一辆二手“拉达”，前苏联的著名国产品牌车，四四方方一个壳，乌里八涂的颜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虽然他并不承认这是辆破车，可北京街头曾经一块二一公里的破夏利，都比他的车整齐。
他为此严重抗议：“拉达也曾是世界十大汽车品牌之一。”
我不跟他争辩，只是问他，“听说你们做警察的，黑钱收得很厉害，黑社会都黑不过你们，你怎么窘成这样？”
安德烈的脸慢慢涨红了，无意中提高了声音，“玫，我希望你向我道歉，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听来的消息，但我从没有起过任何渎职的念头，我很骄傲我是个警察。”
“对不起，”我没想到他这么敏感，连忙认错，“我言重了。”
“你应该道歉，玫，你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我喜欢你，可是你不能误解我。”他说得很认真。
安德烈真是个英俊的男孩儿，连生气的时候都让人心折，我把手cha在裤兜里，看着他笑，“安德烈，你真象个孩子。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近墨者黑，总有一天，你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他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望着我，“也许你说得对，警局已经三个月没有发薪了，人总要活下去。”
他说的是实qíng。一个警察的起薪，通常只有四百格里夫纳（乌克兰货币），不到八十美金。
二零零二年的乌克兰，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平均收入仍低于国内，物价却比国内高出一倍有余。进入天寒地冻的冬季，蔬菜瓜果更是贵得让人乍舌，西红柿每公斤接近八个美金，huáng瓜则超过十二个美金。我每月有二百多美金的生活费，也只能偶尔打打牙祭，而当地人的餐桌上，仅有土豆、洋葱和胡萝卜，吃到人反胃。
我耸耸肩，学着瓦西里的口气说：“算了，安德烈同志，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跟我走，我请你喝酒。”
“真的？”他喜出望外，看得出是真正高兴。我走过去接受他的拥抱，然后把手臂穿进他的臂弯。
来乌克兰四个月，对斯拉夫民族表示亲热的方式，我从最初的惶恐已经逐渐适应，但和男xing实施起来还是不大自然。不过在安德烈面前，我总是控制不住地言行轻佻，也许是他太实在，很容易就让人消除戒心。
酒馆里人声嘈杂，挤满了口沫飞溅的当地居民。安德烈护着我穿过柜台前的人群，在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里坐下。
那天他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工作前途，英文中夹着俄文单词，我默默听着。
其实社会的变革，也就两种方式，要么像钝刀子拉ròu似的和平演变，要么是手起刀落的政治剧变。反正承受家国劫难的，永远是底层的普通百姓。
和大多数前苏联人一样，他们无限怀念苏维埃解体前的生活水平，那时的卢布，曾是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之一，而如今的俄罗斯黑市，一美金可以兑换到四百卢布。
安德烈的家庭背景，和我很象。父母都是乌克兰最大造船厂的工程师，五十年代在中国工作过，所以安德烈也能说几句蹩脚的中文。他们家在苏联解体前，曾属于生活优裕的中上阶层，九一年之后则物事全非。
安德烈自己在大学修的是西方文学史，毕业后却设法加入了警局，因为警察至少职业稳定，又比一般的公务员多些保障。
“安德烈，”我终于瞅了个空子cha进话，问出心中埋藏许久的疑问，“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什么样子？”
我一直想弄明白，我记忆空白的那段时间，究竟发生过什么。
“非常láng狈。”他看着我，眼底有一丝柔软的笑意，“一直在哭，脸上身上全是血，我以为你受了伤，让女警替你洗过脸，才发现什么事都没有，就把你带进问讯室，后来的事，你应该都记得。”
安德烈描述的，好像和孙嘉遇说的差不多。我红着脸问：“就这些？”
他眨眨眼，“就这些。”
“现场不是还有一个中国人嘛，他说了些什么？”
“你说的，是那个姓孙的中国人？” 他看着我，似乎有些困惑，最终摇摇头，“和你一样，什么也没说。你认识他？”
“不，只是好奇。”望着安德烈的眼睛，我忽然觉得心虚，“你gān嘛这种表qíng？”
“幸好你不认识他。”他慢吞吞地说，“否则我们两个就不能坐在这里喝酒了。”
“为什么？”我睁大双眼。
“孙一直是税警和警察的目标。几进几出警局，没有足够的证据，每次只能不了了之。”
我有点明白安德烈的意思了。他身在犯罪科，如果我和孙嘉遇相熟，作为涉案警察，他自然需要避嫌。
“可是……”我迟疑地问，“每次都要花钱才能放人是吧？”
安德烈紧闭双唇不肯回答，但是他的表qíng分明已经默认。
我冷笑一声：“刚才还说不黑呢，中国人在你们乌克兰警察眼里，就是花旗银行。”
“他是真的有犯罪嫌疑。”安德烈拼命摇头，“你听说过‘灰色清关’吗？”
我点点头。
“孙就有一家这样的清关公司，他帮助进口商偷税漏税和走私！”
“那又怎么样？”我瞪着他。
对我的是非不分，安德烈表示出极大的震惊。他凑近我，将近一厘米的棕色长睫下是碧蓝冷峻的眼睛，“玫，你太幼稚，我知道他是你的国人，可这里是乌克兰的土地，如果他违法就要接受惩罚。”
我不快地闭上嘴，表示和他无话可说。说我幼稚，其实他才是真正的纯qíng。
灰色清关是独联体国家的一道独特风景，出关的进口商品，不论贵贱，拢堆儿按货柜算钱，没有任何清关单据，货主从此祸福自担。
即使我不清楚其中的真正内幕，但也知道这种清关公司，基本上都有当权的大人物做后台。简单说，就是典型的官商勾结，如果没有乌克兰当地政府的默许，灰色清关不可能如此猖獗。
在乌克兰的华商，提起灰色清关恨得牙痒，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按照正常的清关程序，进口商品均以奢侈品300%征税。以廉价为卖点的中国商品，不走点歪门邪道，难道让那些批发商喝西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