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受害者说，最初给他们喝的是刺激xing很qiáng的药，第二次喝的跟水一样。如果喝了氰酸化合物，估计就是先喝的那个。这么说来，喝剩下的以第二种液体为主。经调查，一点也没有氰酸或其他类似毒药的东西。
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做jīng密的化验。于是侦查当局又委托东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研究室的木村敎授做了胃容纳物的分光分析。垣花助理正式做了分析。送去的有盛着死人吐出来的东西的杯子、装着残余液体的酱油瓶，以及用两个褐色瓶子装的、给活下来的人洗胃后吐出来的东西。垣花助理从这两瓶液体里也检查出少量的氰酸。西山技师打开其中的一个瓶子时，在氰酸的气味中还闻到了石炭酸的臭气。后来到圣母医院一调查，才知道那是由于使用了石炭酸的空瓶所致。据检验，从胃的容纳物和喝剩下的液体里只发现了钾和钠。根据这次化验的结果，侦查当局决定侦查时可以假定所用毒药为氰化钾。可是为慎重起见，西山技师在报告中说：第一种药类似氰化钾，第二轴好像是水。
胃的容纳物里显然含有氰酸，因而喝的毒药毫无疑问是氰酸。问题在于那是氰酸和哪一种东西的化合物。于是，又进一步对过滤胃的容纳物取得的液体做了种种反应检查，然而还是只化验出钾和钠。结果推断一定是氰化钾或氰化钠。
毒药是本案唯一的凶器，所以我才把化验毒药的经过写得这么详细。
六
“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后，才知道其他银行也发生过类似的未遂案件。就在“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前一个星期一即一月十九日下午三点五分，一个举止庄重、绅士头的男子来到新宿区下落合的三菱银行中井分行。此人拿出一张印有“厚生省技师医学博士山口二郞、东京都防疫官”宇样的名片，自称是东京都卫生科派来的，说在该行开户的一家公司有七人感染了流行xing赤痢，占领军已乘汽车去消毒，查出该公司里有一个人今天会到这家银行来存款。因此，银行得把现金、帐簿和各间屋子全部消毒。接着他就问今天有没有现金外运。分行长说没有现金外运，并问他来行存款的那个人是哪个公司的。自称姓山口的防疫官说：发生赤痢的是新宿区下落合的井华矿业公司落合宿舍，那里一个姓大谷的负责人一定来过这里。分行和井华矿业公司并无来往，但查明在井华矿业公司落合宿舍的负责人大谷的名下存了六十五圆，正好是同姓。分行职员把一些支票什么的整理好正要送往总行，防疫官就把他们拦住了。
分行长提出抗议说，为了一张支票而这么做可不成，只把那张支票消一下毒就成了。于是，那个人就从挂在肩上的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小瓶子，把里面盛的无色透明液体洒遍那张支票的正反两面，然后jiāo还给分行长，说他认为这样做就成了，如果美国宪兵还罗嗦，他以后再来；如果他不再来，就不妨认为事qíng已经过去了——说完就走了。
由于实际上没有遭到损害，银行当时就没有去报告警察。
松井蔚的那张引人注意的名片是在头一年（昭和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被利用的。那次的目标是品川区平塚的安田银行荏原分行，也是在下午三点多钟，银行刚停止营业的时候，来了一个举止文雅的男子，递给分行长渡边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厚生省技师医学博士松井蔚、厚生省预防局”字样。他说：
“由于茨城的水灾，发生了恶xing传染病。我奉命到当地去，工作得筋疲力尽地回来了。可是有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水灾地区到小山三丁目的市场后面渡边家去避难，这一次又患了赤痢，引起流行xing赤痢。为了消毒，我和美军总司令部的帕克中尉一起乘吉普车来了。一调查，才知道今天上午他们家曾有人到这家银行来存过款。因此，这里的all member， all room，all cash或是all money（蹩脚的英语，意思是：所有的人员，所有的房间，所有的现款，所有的钱。——译者注）都得消毒。现金和账簿一律不要动。”
那个人说话很有礼貌，一点也没有架子。
这里的分行长渡边为人谨慎，他派勤杂工到附近的平塚桥派出所去打听了一下。派出所的警察马上骑自行车找遍了小山三丁目一带，哪家也不像是患了赤痢的。警察到银行去一看，那个人还站在分行长跟前。警察一问，那个人一口咬定占领军的消毒班确实到三丁目的市场那儿去了，为了弄清qíng况，警察又离开银行了。
后来那个人说“为了预防，大家都必须喝这个”，就从帆布包里拿出茶褐色的和无色透明的瓶子。他召集分行长和职员们共二十九人，先拿茶褐色的瓶子往每人的杯子里滴了三滴茶褐色液体，每份大约有一点五毫升。然后他自己先喝给他们看，叫大家也都喝了，接着又叫大家喝第二种液体。这跟后来在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的做法一样。他做完后自言自语地说“消毒班该到了吧”，又说“太迟了，我看看去”，说着就往便门走去，不见了。他再没有回来。
据说，那一次的液体“发涩，难吃极了”，可是没有受到实际损害。分行方面还是向荏原警察署报告了，警察署记下了qíng况，把松井蔚的名片也保存起来。
毫无疑问，这两桩未遂事件和“帝国银行事件”都是同一个人gān的。侦查当局凭着这三家银行的职员的证词和两张名片的物证，感到侦查工作大有进展。
七
“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即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点钟，才查明被盗去了些什么，马上发出通知，但是凶犯已经在作案的第二天（二十七日）到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去，把盗去的支票兑成现款取走了。
发票人是森越治，金额是一万七千四百五十圆。背面用凶犯的笔迹写着“板桥三之三六六一”。背面签署的是后藤丰治，本人只写下自己的名字，凶犯在旁边附了个假地址。侦查当局对这个人的相貌和装束做了调查。该分行的代理分行长田川敏夫说：“那人身高五尺三寸左右，肩膀又圆又厚，并不驼背，只是使人感到穿得太臃肿。他戴着一顶好像是驼绒的白糊糊的方格鸭舌帽。帽子是整块料子做的，后边笔挺，似乎是新的。大衣是咖啡色的，颜色鲜明的帽子配上一件厚厚的咖啡色冬大衣，很不调和，所以给人的印象很突出。”他还说，那人戴着宽宽的黑框眼镜，镜片是淡褐色的。
三家银行都是由同一个凶犯去的，不可能设想单单在取钱时他会支使别人。笔迹是符合凶犯的年龄和文化程度的。据此，侦查当局认为拿支票来兑换现款的人必是凶犯本人，也就是说，那笔迹是凶犯留下的，并决定按照这一方针来侦查。
凶犯说话没有什么富于特征的地方口音，服装和态度也不土气，三个犯罪地点选得都很老练，不像是从外县初到东京来的人gān的事。而且，凶犯从帝国银行出来后，第二天就连鞋带大衣都换过才到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去。根据以上几点，假若出现在四家银行的是同一个凶犯，侦查当局认为他必然住在东京都，并决定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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