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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民国_郭娟【完结】(8)

  好的故事:1921年,一个阴雨天,在安庆读书的张友鸾与几个同学在自办的小书铺卖书,来了一个并不显眼的男子,三十岁样子,胳膊上搭着雨衣,他要买郭沫若的《女神》。几个人便趁机向他推荐《沉沦》,说这部小说如何如何好,是郁达夫的近作,劝他买一本。那人听了,微微一笑:“我就是郁达夫。”从此就经常见面,后来还有师生之谊。那时的郁达夫爱喝酒,“造饮辙尽,期在必醉”,喝得急,三杯之后,脸红了,嗓门也大了,平时忧郁伤感的调子,一变而为慷慨激昂,心中不平与郁闷,一泻而出。他烟瘾也大,常跟弟子说:“要我戒烟,四脚朝天。”他非常喜欢清代诗人黄仲则的那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闹中独静,呆看星空,物我两忘的境界。郁达夫以《沉沦》一举成名,他喜欢在小说中长吁短叹,诉苦哭穷,据说恰好抒发了一代弱国子民的郁闷。他是一切私事都要暴露在作品里,甚至后来与王映霞婚变也要写一首一首旧体诗公开发表。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与爱妻长别离,远离祖国,在苏门答腊隐姓埋名,与日寇周旋,那种困苦绝境中,他却吞声隐忍,不复像早年“为赋新词强说愁”了。而那些青春的哀叹都是甜蜜的。

  郁达夫那时经常对张友鸾说起郭沫若,赞叹说:“郭沫若将有大成就,我只是个庸人。”在张扬的创造社中,据说只有郁达夫没有“创造脸”,其他人都是睥睨一切的。记得丁玲曾去见郭沫若,提起当时的作家,郭沫若即仰天大笑,笑得丁玲莫名其妙。青年才俊郭沫若目无余子是有资格的,天纵其才,他创作《女神》,投身北伐,公开骂蒋,研究甲骨文,干什么都风生水起。五四的青春创造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格外生动,天马行空,无可羁绊。然而想一想他的晚年,在“天庭”中活得多么规矩,连爱子不明不白的死亡也默然承受。更不要提那些应景的诗作多么糟糕。

  也许每个人都可以放纵自己的青春,但是否有个欣慰晚景,还要通过中年的理性的荫谷。沈从文经历过中年危机——那时新中国刚开篇,而他的那一页却被无情地翻过去了。新中国的一切都没他的份儿,他自杀过,最后选择了放弃写作,开始搞文物研究,远离政治,最终他等到了重新焕发光彩的那一天。

  老舍却没有这么幸运。他死于他的盛年。说来老舍可怜,从小就是个苦孩子,紧紧巴巴地念书,勤勤谨谨、小心翼翼地做事,好像从来没有年轻过恣意过,他那些幽默都像是含着泪,还陪着小心。到了“文革”,他实在是累了,受够了。

  鲁迅也好像没有青春时光,在历史大舞台一亮相,就是父亲的形象,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的地方去。

  也有一辈子青春无悔的。比如聂绀弩。一生的坎坎坷坷也都经历了,可好像永远不老,一直是年轻气盛,风流倜傥。这在胡风眼里有时是“不着调”,给周恩来的印象是“吊儿郎当”,他自己称作“散宜生”……看看他晚年那些绝妙的诗作就可以感受到以上种种。比如在干校,他写搓草绳,有“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的妙句;他写刨冻白菜,有“明珰翠羽碧琉璃”的妙喻;拾稻穗是“一丘田有几遗穗,五合米需千折腰”,放牛是“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是“苏武放羊牛我放,共怜芳草各天涯”;还有那样鬼斧神工的奇句:“狼洞难留青面兽,虎林微访白头翁”、“刀头猎色人寒胆,虎口谈兵鬼耸肩”以及“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等等。聂绀弩曾说,自己在戏里,只能小生演,不能老生去。什么意思?他的同事、朋友张友鸾解说:是得意语,也是伤心语。七八十岁的人了,只能称为“老小生”吧。

  花花草草周瘦鹃

  专门写作才子佳人、卿卿我我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往往给自己取笔名也有鸳蝴气,比如周瘦鹃,秦瘦鸥,严独鹤、沁香阁主,钏影楼主……周瘦鹃还另有“泣红”、“紫罗兰主人”等笔名。周瘦鹃曾恋爱一位英文名为VIOLET的富家小姐,两情相悦,却怎奈棒打鸳鸯,紫罗兰小姐遵父母之命嫁入豪门,周瘦鹃却“一生低首紫罗兰”,如他在诗文中表白的那样,他在苏州购置的居所定名为“紫兰小筑”,叠石为台,遍种一丛丛紫罗兰,他的书房定名“紫罗兰庵”,他编杂志,刊名《紫罗兰》,他的书也频以“紫罗兰”名之,甚至他用的墨水也是紫色的……这样一位痴情人所做的小说自然是情天恨海,你侬我侬的了。——有一位新文学作家刘半农原先是叫“伴侬”的,可见当时鸳蝴派小说所包含的婚姻自由等时代新思潮的质素,让那时的中国人多么风魔。但病恹恹地吐半口血、由小丫鬟扶到阶前看海棠的酸腐情调也是有的。然而市民百姓就是喜欢看。

  在以往各种新文学史著作中,莺啼蝶怨的“鸳鸯蝴蝶派”或称“礼拜六派”以及刀光剑影的武侠小说都是作为五四新文学主流以外的逆流、浊流而被批判性地提及。近些年来,在以范伯群教授为代表的一批研究新文学的学者转向研究“俗文学”,在大量占有、挖掘史料的基础上,从个体、细部研究开始,渐渐地理清了俗文学在整个文学生态圈中的生存面貌,从宏观上展现了俗文学与新文学多元共生的真实图景。在新近出版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著者吴福辉先生以开阔的眼界、在动态研究中,令人信服地描述了五四前、五四后以及30年代、40年代几个大的文学史时段中,俗文学顽强而妖冶地生存、发展、交融、变形的宛转状貌。比如,他将写老北京的新文学作家老舍与写《啼笑因缘》、《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的张恨水并置在“两种市民社会的文学视野”这框架中讲述;将徐、张爱玲等人的创作视为俗文学的流变、升华;他从出版角度,梳理了从《礼拜六》到《良友》、《万象》等报刊作为俗文学阵地的历史延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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