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写的文章也许可以被篡改，好在还有血写的人生。
1936年6月16日9时，在刽子手惋惜、无奈的目光中，瞿秋白从容而行，走向刑场，一路用华语和俄语唱《国际歌》，神态自若。罗汉岭下，绿茵茵的草坪在青山环抱中，秋白停下说：“此地甚好。”然后盘膝而坐，面向枪口，微笑饮弹。
大典之前
早在1948年底，国共胜败大局已定。当东北人民解放军在锦州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就得到通知，秘密分批北上，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这已是在为开国大典做准备。据茅盾回忆，9月底走的第一批是沈钧儒等人，11月下旬郭沫若等人第二批走，茅盾是第三批。第三批人最多，20余人，李济深、章乃器等都在这一批，他们在北行的船上迎接新年。1949年元旦那天，一行人互致祝愿，李济深在茅盾的手册上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元旦那天，《华商报》登载了茅盾在香港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迎接新年，迎接新中国!》。可以说，当时进步人士的心情就是这样的。
4月23日，随中国代表团参加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丁玲在布拉格分会场(当时法国拒绝中国等十几个赤色国家入境，故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开幕)上，忽然听到大会主席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已经解放南京。全场热烈鼓掌，争相与中国代表握手拥抱。孩子们还献了花。这之后，本想埋头基层写她的小说的丁玲，不断地开会。之前3、4月间第一次妇女大会开过了，她没去也被选为全国妇联常委。之后，丁玲参加了7月第一次文代会，9月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进步作家都来了。冯雪峰带领南方代表团，宋之的带领华中代表团，北上。胡风与他的文友们重逢了。路翎、阿垅、绿原、鲁黎……大家畅谈，畅游，这是在解放了的自由的土地上。
华北的赵树理来了，还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发言很有自己的特点，说自己“文化水”是落后的，“文学水”似乎高一点，但那是老作家们拖的捧的，说自己的“政治水”稍好一点，但还需提高。他提到上海的小人书作坊，说旧文艺阵地还很大，“我们新文艺工作者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来夺取它!”
丁玲在会上发言，以切身经验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是需要经过长期改造和锻炼的。最美的是为工农大众，最丑的是为个人、自私的东西。
当然，最重头的发言还是周扬代表解放区、茅盾代表国统区所作的两个报告。当时，号称胜利会师的两拨作家，衣冠上泾渭分明，穿军装的是解放区作家，穿西装的是国统区作家。穿军装的诗人田间在会下住宿的饭店里遇到向他打招呼的、穿西装的绿原，说了句：“今后好好学习吧。”无疑的，解放区是正统的代表，大部分国统区作家先自觉得矮人一头。当时，茅盾作的国统区文艺运动报告，基本上以检讨缺点为主。创作上的人道主义、个人趣味、抗战加恋爱，纯文艺等都在检讨之列，理论上不点名地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确立毛主席延安《讲话》精神。当时路翎敏感预言：这两拨人今后不可能在一个起跑线上。
但在几代人为之努力奋斗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巨大的喜悦、兴奋、激动，必然冲淡一切不和谐。人们也不会注意北平城角落里，沈从文因先前受到郭沫若严厉批判而紧张到割腕自杀。老朋友丁玲百忙中探望，安慰他不要疑神疑鬼，说“共产党怎么也不会整到你头上”。就连清华园的留学欧美的一班老朋友，如林徽因、梁思成等自由知识分子一面安慰他，一面也兴致勃勃地瞩望新中国的到来。
那时候，人们从各地向北平聚集。鲁迅没能看到这一天。他的夫人和孩子有幸目睹。当时海婴还不满20岁，喜欢摄影。在从东北开往北平的列车上，他拍下了众多著名的民主人士的照片。有一张是黄炎培在火车上致辞。讲的什么呢，在与各党派人士去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旅途中?他笑得开怀。新中国就在前面。如百川归海，天下归心。各行各业的人们，带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奋斗的经历，奔向一个共同的目的地，去共商国是。正如茅盾文章中写的：
这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第一件喜事!……新中国将是一个独立、自主、和平的大国，将是一个平等，自由，繁荣康乐的大家庭。在世界上，中国人将不再受人轻侮排挤。人人有发展的机会，人人有将其能力服务于祖国的机会……中国人民渴望这样一个新中国，差不多有百年之久了……
郭沫若更是忙。他在北平欢迎民主人士大会上讲话，在北大学生自治会演讲，他写文章痛斥国民党盗运文物，他率团参加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他在文代会上致开幕辞并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他讲话谴责美帝白皮书，他在中苏友协致辞，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首席代表在政协会议发言……当然诗人郭沫若此时怎能无诗呢?《新华颂》已然成篇。那时讴歌新中国、毛主席的诗人岂只他一人。艾青、臧克家、田间，胡风，谁没写下热情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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