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质量来衡量他的生命长度，堪比一千年。
鲁迅的反传统具有针对性。过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其惯性，其流布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的不易觉察的毒素，须睁大眼睛，须以身试毒，须以毒攻毒。他批判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于批判封建权力运行的极端化，全以以赴使固化的文明疏松，打破旧秩序，“解构”四千年历史。这是什么样的伟业!
他必须强悍，以极端反制极端。
其实，唯有精神的强悍者才有更多的精神记忆，文化记忆。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透视能力明显高人一筹，比如他描绘或议论女娲、老庄、屈原、司马迁、嵇康、阮藉、陶渊明、曹雪芹吴贯中施耐庵的小说巨着……虽寥寥数语而入木三分，后人写专着也难以企及。他的小说散文杂文刻画人物，描摹各式情态，三言两语而神情毕现，显示了汉语的高度凝练，无穷张力，足以雄视欧美作家之长篇大着。
鲁迅反传统又归属于传统。笔者揣测：这可能类似针对一种事物运动的反运动，运动与反运动共属一体。这种辩证思维西方常见。
眼下不少学者谈论“五四”运动的偏颇：打倒孔家店打过头了。我倒是觉得，与封建权力运行结合得如此之紧的孔孟之道，打破也必要，不破不立。
当时的中国太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挤压与掠夺来自四面八方、内部与外部。人像沙粒，人群像散沙。鲁迅首先将自己锤炼成坚实而敏感的个体，然后去面对麻木而松散的群体。
个性，个体，乃是处于礼教惯性环境中的鲁迅的伟大发现。
此前的思想家文学艺术家，没有这种高度的自觉、深刻而全面的反思。鲁迅之为鲁迅，乃是权力之异数。他向真理致敬，前提是他认同了这种真理。他为民族奋斗，因其卓越而受到民族的永久礼赞。
法国人福柯反抗权力，洞察着权力运行的宏观和微观的各种形态。福柯在反抗权力的同时认同着正当的权力。反抗与认同，共属一体，目的只有的一个：剔除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有毒物质。
近现代的欧洲，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反思再反思，启蒙再启蒙，接力营造强有力的公共空间……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现代小说之父。题材的拓宽，白话的运用，现代意识的注入，以及相应的形式感、修辞手法，鲁迅的贡献无人能及。他带动当时，影响后世，却仅凭两三本薄薄的小说集。多少作家明里暗里追随他。他的风格又多变，使追随的人望洋兴叹。比如他的文字，凡读过的人都喜欢，不知不觉受他的影响，欲加仿效时，又苦于学不像。方块字就摆在哪儿，人人可以组合，为何学不像呢?这和唐人学李杜、宋人学苏辛学不像是一个道理。文字是从地下长出来的，是生命受力的结晶之物。文字的组合就是命运的组合，命运咋学呢?
鲁迅恐怕也是现代汉语之父。《辞海.语词分册》，凡涉及语词的现代用法，所举范例皆为鲁迅。
鲁迅提倡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却为古老的汉语艺术赢得了她的现代尊严。
鲁迅罕有身份意识、社会地位的意识，这使他能在思想和艺术两个层面不断地突破自己。名气再大，地位再高，却不能让他端架子、固步自封。这里边饶有深意。这也叫“君子不器”。生活中固步自封很常见的，这种“人生情态”，有其广泛的“生存论”基础：人是稍不留神就要固步自封的。而居于艺术高端的人突破自己更艰难。鲁迅是个例外。成形的风格不足以霸占他，他很能变，而且变得漂亮，叫人叹服。他精读并翻译了那么多外国小说，写下的全是中国情境，汉语言的运用韵味儿十足。只一篇《伤逝》有点西洋的味道，句子稍显欧化。
鲁迅十
鲁迅的思想是紧凑的，表达思想的文字却是松散的、随意的。他从不搞甲乙丙丁式的归纳梳理，更不建构理论体系。思想有它严格的随意性、模糊性。蒙田、尼采、维特根斯坦常以断想的方式道出真知灼见。孔子也如此。语丝与洞见、断想与真知灼见有着对应关系，像一对上帝首肯的情侣。文化表述的条理化，清晰化，是人文领域向自然科学的研究及表达方式俯首称臣的一种结果。西哲早已证明：条理化并不启人思。而汉语更具有特殊性，多歧义，讲韵味儿。意韵这东西是超乎逻辑的。古典文论重点评，鲁迅论创作也常常只言片语，像是随口说出，却被人们无数次地引用。比如他谈写作：无非是多看多写，别无捷径。他是不相信“文章作法”的。文字艺术无师承，李白的儿子不写诗。鲁迅的“白描”功夫十分了得，备受推崇，换了别人可能会总结出几大篇，可是他只有短短的一句：少做作，去粉饰，存真意，勿卖弄。
话虽简单，做到却很难。
鲁迅有性苦闷，这不用回避。四十几岁还单着。他对弗洛伊德的反应的激烈程度，也许倒指向了他的性苦闷。精神界之战士对传播迅速的“精神分析学”有抵触情绪。这也不奇怪。德里达曾被记者问及如果让他去追问他的老师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他最想问的是什么?德里达回答：他最想问的，是两位顶级哲学大师的性生活。
西哲们对身体、对身体所衍生的意志-心理层面的东西的追问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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