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所写白牡丹，亦可一说。因这也是穆儒丐关心的伶史的一部分，但与穆氏写《伶史》、写梅兰芳不同，穆氏写白牡丹，除揭露北京的社会问题外，更多是一段伤心史。这段故事，以主人公发现白牡丹开始，到看戏结识一帮朋友组织白社，捧白牡丹成名(今日仍能见到《国华报》组织童伶竞选，白牡丹选为童伶博士之记载)，又帮助白牡丹脱离师傅之束缚，出钱请老师教白牡丹皮黄，如此等等。但白牡丹成名后，即为有钱有势者夺去，他亦对这帮早期白社成员弃之如敝履。查之此段戏界往事，今多不见提起，说起荀慧生(“白牡丹”为其唱梆子时的艺名)，亦说起为师傅所困，不能解脱，但多叙述为好友尚小云所救，全然无穆儒丐在内的这批早期白社成员的影踪。但书中所述大体应为真事。去东北之后，穆氏在《盛京时报》写剧评，亦提及捧白牡丹之伤心事。此外，在《戏杂志》的某一期，我偶然发现一段文字，可与书中白牡丹事相印证。那是因《戏杂志》上登载《白牡丹传》，结果有人打抱不平，认为其传少了一段重要内容，所以投了一篇《白牡丹传补遗》，以下摘录兹文片段，可对照之：
……民国二年，友人朱佩弦、秋吟籁、刘弦伯、张梦词辈，组织白社于燕京，以词儿(白牡丹)为社长，骚坛健将，咸属而和之。时人称胜焉。顾尔时之词儿，为秦腔花衫。师事庞姓，性极蛇蝎，常不使之有片刻欢。后虽荷朱秋刘张诸公之垂青，得稍见天日，而每出必以三秃(庞氏子，习丑，蠢如鹿豕。偶与词儿配演《小放牛》，是犹以金盏玉杯盛狗矢也)偕。三秃贪狼，多与之钱，则可减少词儿之磨折，故朱秋刘张诸公，皆不惜以阿堵物为词儿谋幸福也。学戏时代之困苦，大率类是。个中黑幕，实有不忍言之者矣。嗣词儿病嗓，哑不成声，皮相者顿现其炎冷之态，独朱秋刘张诸公之怜惜不稍替，乃商之庞氏。(时词儿未出师，伶界惯例，未出师前，有所举动，未得师氏允许，不可。)而为词儿谋重振之方，易二黄之辙。庞氏至此，不得不允其求。乃由朱秋刘张诸公，鸠资延聘陈桐云，不数年而艺大进，小嗓亦颖脱而出。此盖彼苍之有造于词儿也。然苟不遇朱秋刘张诸公，则词儿之为词儿，未可知矣。
这一段叙述，和书中几乎一般无二，只不过穆氏用了化名。这也可足证穆氏写白牡丹成名史之亲历性与细节之真实。但是，此文只是说了故事的开始(美好之佳话)，却没有道出故事的结局(丑恶之现实)。后来的捧白牡丹者里，为何不见“朱秋刘张诸公”的身影?答案即是在穆氏此书里了。
本书之细节，大多可玩味，也可与其时之新闻相对照。我在读《顺天时报》《群强报》时，曾对其社会新闻及剧评等栏颇为留意，也时加记录。读穆氏此书也往往有此感。如书中，主人公进城见西四牌楼被烧，此即1912年正月十二日之时，据云袁世凯为阻止国民党代表将政府南迁之议，而纵兵掳掠之事。此外，穆氏还写及万松野人，万松野人正是创办《大公报》的英敛之，亦是旗人，在香山创办慈幼院。北京现正提倡“三山五园”文化，而读穆氏此书，便可知“三山五园”在晚清至民国初年的衰落了。而山川人物的衰败，不仅仅是旗人以及其所居住的北京城的命运，亦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的结束。
书中主人公甫进1912年之北京城，便见兵火之象，此后以记者之业，遂见及北京城中的芸芸众生，遭遇形形色色之社会怪状，除以上所述种种外，尚有和尚乔装娶妻，有画秘戏图的无赖成为教育杂志编辑，有监狱式的孤儿院，有种种没落之旗人家庭……
虽然穆氏所写，乃是如此之北京奇观，但又不能仅仅以奇观文学视之。也即，并非是鲁迅所谓之“黑幕小说”。换言之，穆氏写的是世相(社会小说)，但探寻的依然是从古至今的知识分子之寄托：这个社会为何会堕落，而且还将堕落下去?理想的社会到底在哪里?
乙未七夕次夕于燕北园
第一章
民国元年三月，在由西山向青龙桥3的道上，有一个青年，骑着一头驴，年纪约有二十八九岁，他在驴背上，态度至为闲雅，不住地向北山看那仲春的景色。在他所骑的驴前面，另有一头驴，驮着他的行李。驴后面跟着两个村童，手内替他提着小皮包，一边叱着驴，一边还玩耍。青年也不管他们，只顾看他的山景。
这时约有午前十点余点，前两天的春雨，把道路洒得十分洁润，一点尘土也扬不起。那山上草木，被雨沾润，都发了向荣的精神，一阵阵放来清香，使人加倍地爽快。那道路两旁的田间，麦苗已然长起来了，碧生生的一望无边，好似铺了极大的绿色地衣，把田地都掩盖住。驴子所经过的地方，时时有成双成对的喜鹊，由麦田里飞起来，鸣噪不已地飞到别的田地里去。赶驴的小童，见了这些喜鹊飞鸣，便由路上拾起石子，追击它们为戏。
那山麓间的农村，也有用秫秸围作墙院的，也有用天然石筑成短垣的，院子里面都栽着小枣、山桃、苦杏等树。那桃、杏树已然开了花，红白相间，笼罩着他们的茅屋，衬着展然欲笑的春山，便是王石谷4所画的《杏林归牧图》，也无此风致。如今利用这青年在路上行着，且叙叙他的家世。这青年，姓宁名和字伯雍，上有父母，下有兄弟，世居这西山麓下，虽无多余财产，却世世守着几本破书。伯雍幼时，由小学而中学而高等，受了几年良好教育，陶铸的品行学问5，很有出人头地的地方，因为公家有考送留学生之举，他却考中，便送到东洋学了几年法政。如今他才卒业归国，没有半年工夫，便赶上革命的动乱，他无心问世，便在山林里，奉着他的父母隐居起来。伯雍为人，并不是不喜改革，不过他所持的主义，是和平稳健的。他视改革人心、增长国民道德，比胡乱革命要紧得多，所以革命军一起，他就很抱悲观。他以为今后的政局，不但没个好结果，人的行为心术，从此更加堕落了，所以他甘心隐居，不问世事。这时他的父母，见他已然老大不小，便把头五六年给他定的媳妇娶了过来。且喜这位娘子，倒也贤慧，能够体贴丈夫意思，上事翁姑，下和兄弟，家庭之间，总算幸福不浅。这时有近畿一旅军队，营长等中上级的军官，都和伯雍有乡谊，而且还有许多同学的，知他在家赋闲，便聘他来掌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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