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的朋友看我荔枝已经吃了半盘，说：“我们还是先上楼向导师请安吧!”
导师坐在临东边的大窗前，看到我们，露出和煦的微笑说：“你们来了呀!坐坐!”声音清爽结实。
礼拜过后，一时不知说些什么，竟沉默了一阵，他微笑地看着我们说：“你们的信我收到了，问的问题都很大呀!恐怕短短的时间说不清楚。”这时我才正视他，发现与我在书里得到的印象有一点点的不同，书里的导师智慧如海，是严肃而知性的，就是他的相片看起来也是威严庄肃，但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导师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散放着慈悲的香气，那样的温和而感性，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导师已经八十四岁，但他的气色看起来好极了，就像窗前荔枝的颜色，他坐在那里，给我的感觉是窗内窗外都有太阳。对于我们的来访，他很高兴，一直问我：“喝茶了没有?”当他说这一句时，使我想起赵州禅师。
我对导师说，我读过他的《妙云集》，还有《中国禅宗史》和《空之探究》，获得许多法益，他不住地说：“很好，很好。”
我会读《中国禅宗史》和《空之探究》，是有一次我的皈依师父圣严法师问我：“你读过《中国禅宗史》和《空之探究》没有?”我摇头。师父说：“你好好地读，对你了解禅宗是有帮助的。”后来我仔细阅读，果然给我很大的开启，理清了我对禅宗一些纠葛的思路。我把这一段报告给印顺导师听，他说，中国禅宗自己发展出很伟大的风格，它丰富了禅定的内容，使其可以在生命里实践，甚至在生活的每一细节展现出来，尤其是六祖的顿悟禅，使禅的生气勃发，成为般若的大海，真是了不起的成就，所以中国人应该特别珍惜禅宗。
我又问说：“禅宗是不是大乘呢?”
导师笑起来：“当然是了。”
他的理由是，禅宗里讲身心净化，是要内净自心，外净世界，不是自我求了脱，因为一旦破了我执，世界与我就无所分别。而禅者也讲慈悲与智慧，其修行的顿悟，正是慈悲与智慧真正地实现。
他说：“最重要的是实践，实践是禅最要紧的东西。”
许多人都知道印顺导师是当代伟大的思想家，对佛教学术有非凡的贡献，甚至以为他是个“学者”，其实在他的著作里，经常提示学人要实践，要学佛与佛学并重，不可使佛教成为理论。他自己当然是个实践者，他一向主张不只佛教徒要实践佛法，也要用佛法来改善现实社会，使佛法成为改进世间的方法，那是因为佛法以有情为本，它应该以大众为对象，使众生得到利益。
导师自幼体弱多病，经常活在生死边缘，我们读《印顺导师学谱》就知道，他几乎年年都生大病，有好几次甚至预立遗嘱，可以说他从来没有健康过，但是他从二十六岁开始佛学写作，五十几年来从未间断，时常病倒在床，仍然著述不断，他的信仰之坚定，毅力之坚强都是非凡的，他的为法忘躯就是最伟大的实践，也正是大乘菩萨的精神。
他常说：“信仰佛法，而不去实践，是本末倒置的。”我们今天读导师的书，应该认识到他的实践精神才好。
后来，我们把椅子搬到院子来谈，导师的谈兴很好，他的声音铿锵有力，丝毫没有老态，他说到文殊佛教中心在谈的两个题目：“佛教徒应不应该有王永庆?”“佛教徒的婚姻观”。他说，佛教徒应该用几个角度看问题，一是自然，二是广大，三是圆融。金钱与婚姻都可以做如是观，只要有正命正业，佛教徒赚大钱没什么不好，正可以回馈社会，做布施行。婚姻也是如此，若能互相鼓舞，也可以成为佛化家庭，对社会有正面和良性的影响。
他说：“我们学佛的人不要看这个也不对，看那个也不对，什么都要扫来心里放着，这就是自寻烦恼。”导师的幽默，使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感觉到如同院子的阳光一样温暖。
我们谈了近两个小时，侍者来说导师应该休息了，大家才恭送导师回房。
在回来的路上，有一个人问我：“为什么称印顺导师为导师呢?这是个很特别的称呼呀!”
这个因缘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导师在三十六岁时(民国三十年)，他的学生演培法师在四川合江县法王寺创办法王学院，礼聘他为“导师”，从此学众都称他“导师”，他初来台时，台北善导寺也聘为“导师”，从此教内教外都称他为导师。正如后辈学佛的人称“广钦老和尚”“宣化上人”“悟明长老”“忏公”(忏云上人)、“圣严禅师”“星云大师”一样，“印顺导师”也标明并彰显了他名称的特质，正是引“导”千千万万的佛子走向了学佛正轨，足以为人天“师”范。
告辞导师下山的路上，我感到天地清朗，南投山上正飘浮着几朵单纯洁净的白云，俯视着人间，我想到导师曾写过一首偈：
愿此危脆身，仰凭三宝力;
教证得增上，自他感喜悦。
不计年复年，且度日又日;
圣道耀东南，静对万籁寂。
思及导师的人格与风范，在仰观苍空的时候，使我们有豁然之感，而天上的白云则是自由而曼妙，恍如最庄严的白莲花，在最高的地方，犹自在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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