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兰知道，付德芳是成都人，家住在武侯祠附近。重庆解放前夕，付德芳似乎并不愿意来台湾，每当到电台值班时就会问汪兰：组长，要是共产党队伍打进来，他们会杀了我们么?
汪兰就笑一笑说：我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交道，估计不会吧，他们的政策不是缴枪不杀么，咱们又没杀过人，手里就一个电台，到时候把电台交出去不就完了么?
付德芳就笑一笑道：到时候我肯定交出电台。
付德芳还问过：组长，要是重庆被解放了，你去干什么?
汪兰就笑着说：那我就回家开个茶馆，老老实实地过日子。
付德芳神往地说：到那时，我回成都，我爸爸妈妈还要抱外孙呢。
汪兰就拍一拍付德芳的肩膀道：臭丫头，连男朋友还都没有，哪来的外孙?
付德芳以前有个男朋友，是重庆陆军学院步兵指挥专业的一个高才生，长得人高马大的，是个贵州人。毕业后就上了前线，当了一名上尉连长。两个人还通过信，结果他在南京保卫战中阵亡了。
男朋友的战友把他的遗物寄给了付德芳，那是他们的一张合影照片。他们穿着军装，意气风发的样子。这张照片还是毕业前，两人即将分手时照的，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付德芳看到那张血染的照片就哭晕了过去，从此，付德芳变得不爱说话了，经常望着一个地方发呆。
付德芳最后没能回到成都老家，一个命令就让她坐上飞机来到了台湾。到了台湾后的付德芳和所有的人一样开始思乡，他们做梦都会梦回老家，那里有他们的亲人，故居，熟悉的一切，他们来到了台湾，先是水土不服，后来又犯了思乡病。
付德芳被抓的直接证据是，她给老家父母写了一封家书。由于邮路没有开通，她就委托一个经商的成都老乡辗转香港带回家去。付德芳的那封家书写的字字情，声声泪，说自己有朝一日一定要回到成都去看望父母，以后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己的亲人面前。
商人在离开台湾时，无一例外地接受检查，结果就发现了这封信。商人被放走了，信却留下了。书信的内容疑点重重，于是付德芳就被带走调查了。
得知这一切之后，汪兰找到了郑桐，她希望郑桐能伸出援手帮付德芳一下。她把这想法对郑桐说了。
郑桐神色慌张地把门掩上了，压低声音说：汪兰，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这次血洗可是毛局长亲手抓的，他们的口号是，宁错杀十人，不放过一人。
汪兰无奈地说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么?
郑桐摆弄着手中的笔压低声音说道：我们也要人人过堂了，你也要小心点。
没几天，保密局开了一次大会，就在会议上，几名处长突然被闯入的十几名荷枪实弹的卫兵押了出去。整个会场，充满了恐怖气氛。那一段时间，身边熟悉的人，今天还好好的，第二天便神秘地失踪了。没人知道去向，谁也不敢打听。一时间整个保密局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相互之间，不敢多说一个字，只能用表情代替此时的心情。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次血洗行动是蒋经国发起的。蒋介石为了削弱毛人凤的势力范围，指派蒋经国插手保密局的工作，因此，有了这次大规模的血洗行动。
付德芳只能说是这次血洗行动的受害者，一部分人被枪决，还有一部分人被判了刑。付德芳就属于判刑这一拨的。
付德芳临押走执行刑期之前，在郑桐的关照下，汪兰见了她一面。短短的时间内，付德芳已经换了一个人似的。她披头散发，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她直勾勾地望着汪兰，好半天才认出来，嘴里喃喃地说：你是汪组长?
汪兰上前，隔着栏杆抓着付德芳的手道：德芳，妹妹，你怎么这样了?
付德芳就哭了。她一边哭一边说：姐姐救救我，我是被冤枉的。
汪兰也哭了，为这个无辜的姐妹。最后她还是无奈地离开了看守所，她的耳畔回响着付德芳凄厉的喊声：姐姐救我——
这次血洗行动，给汪兰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开始时，电台管理很乱，留在大陆的各个特务点都需要联络，频率也是五花八门，就是想监控也无法做到。汪兰就是利用了敌人的这种混乱，在值班时发送和接收电报。
经历过这次动荡之后，她只能启用自己宿舍里那部电台。那部微型电台是她从重庆带来的。
中央指示让她尽快查明空降组到重庆执行任务的计划，她现在还无计可施。她在等待机会。
这样的机会，在不久后的一天终于等来了。一份发给重庆一号的密电引起了她的注意。电文是另外一位电报员发的，因为是发给重庆一号的电文，电报员在发报时，她默记了那组数字，并偷偷地把那封电报翻译了出来：重庆一号，继续协助老鹰完成天下一号任务。近日老鹰转道去重庆与你接头，暗号不变。
汪兰译完这份电文，她终于摸清楚，派往重庆的特务是为了完成名叫“天下一号”的任务。也就是说，老鹰这个人，一定会从香港登陆。看来敌人改变了登陆策略，空降不成，改成了转道香港。“天下一号”又是什么任务呢?
在那天中午，汪兰拉上了窗帘，她把电台从床下取出来，完成了汇报任务。她之所以选择白天和大陆联系，完全是因为现实的条件，如果夜深人静，电报声音会传播出去。她的宿舍周围住的都是电报组的人，楼上和楼下也住着保密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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