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都把脸转过来，冲汪兰笑了一下，又笑了一下。很淡定地说：是这样么?
汪兰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老都没再说什么，伸出一只手从江水舟手里抓过一只鸽子，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又冲江水舟说：把那几只放回去。
江水舟就把那几只鸽子又放回阳台的笼子里。
老都说：既然汪组长说鸽子这么有灵性，那就送我一只，我也养几天感受下这灵性。
老都说完，手托着那只鸽子就走了。
老都这么做，自有老都的打算，他要研究这只鸽子。那会保密局并不太平，情报经常泄露，上级几次三番要严查内鬼，老都把保密局的人合计了个遍，他看谁都像共产党，仔细想起来，又谁都不像。
那次回来之后，他把鸽子放在办公室的阳台上，一边研究鸽子，一边把汪兰的档案调出来，仔仔细细地又把汪兰的履历梳理了一番。他利用保密局副站长的身份，把汪兰重要关口的见证人有的找来，有的在电话里反复询问了，在证人的言辞中，汪兰都是一个“根红苗正”的女青年。
再说那只被他带回来放在办公室阳台上的鸽子，除了整天咕咕叫个不停之外，要么是吃，要么是拉，弄得他的办公室也跟着臭烘烘的。他也试着把这只鸽子放飞过，这只鸽子毫无大志的样子，要么在房顶待一会，要么在阳台周围转一转，一副呆呆傻傻的样子。老都是研究过信鸽的，这的确不是只信鸽。
有一天他把那只鸽子托在手上，专门又去了汪兰家一次。亲手把那只鸽子还给了汪兰。
老都说：汪组长，没想到你还有这个雅好。
汪兰看着那只鸽子只轻声说了句：谢谢站长。
老都自有老都的打算，他并没有完全打消对汪兰的怀疑，交代和汪兰住同一栋楼的江水舟要密切注意汪兰。他希望通过几只鸽子能钓出大鱼。
刚开始江水舟还隔三差五地来汇报，鸽子这样或那样了，总之没有一点有用的信息，鸽子就是鸽子。时间长了，老都也懒得听汇报了，江水舟也觉得这样的工作没意义了。鸽子的存在似乎有了某种合理性，仿佛，那几只鸽子就应该存在于汪兰家的阳台上。
汪兰知道老都等人对自己放松了警惕，才把这几只鸽子换成了信鸽。信鸽和普通鸽子在没有收到指令前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鸽子还是鸽子。
此时，汪兰已经冲到阳台上，把鸽子笼打开，快速地把装有情报的小铁环套在了鸽子的腿上，鸽子受到了主人的指令，已经冲到了天上。
老都带人冲进来时，汪兰正背对着几个人。
老都望着天空远去的鸽子。
汪兰喃喃道：它们也是生命，该让它们自由了。
老都干干地望着那几只飞走鸽子的方向，此时的他还能说些什么呢。外面的局势这么紧张，他没心思，也没时间和这几只鸽子较劲了。
可两小时以后，她自己也已经在飞往台湾的空中了。汪兰别无选择地去了台湾。
汪兰到了台湾后，才收到中央的指示：继续潜伏，见机行事。
台湾当局的“国防部”仍然设立了保密局，局长仍然是毛人凤。但权力范围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对内工作仍然继续，对外工作主要是为反攻大陆作准备。
郑桐被任命为保密处的处长，汪兰仍然是电报组组长。两人因工作关系，接触的次数更加频繁了。或许是因为两个人以前就是同事，又乘坐一架飞机来到的台湾，其他的人，大都是原保密局的人，或者是别的工作站的人，许多人他们都不熟悉，甚至没有见过，两个人的关系比较起别人来更频繁一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郑桐的老家在武汉，汪兰的家在重庆，他们在大陆时还不觉得。可他们一来到台湾，从情感上来讲，都有一种背井离乡的感觉。
两个人住在一栋破旧的筒子楼里，下班之后，两个人会在楼道里做饭。郑桐是湖北人，爱吃辣的，汪兰作为重庆人也爱吃辣的，他们做得最多的菜自然是辣椒，两人在楼道里忙碌着，似乎通过这种忙碌暂时忘却了思乡之苦。有时两人同时炒完菜，郑桐端着盛菜的盘子过来，让汪兰品尝一下他的手艺，有时两人把做好的菜放到一起共同品尝，单调的单身生活就有了些色彩。
晚上没事时，郑桐有时就提议到外面走一走。汪兰受到这种邀请后也并不推拒，两人就在“国防部”的大院里走一走。所谓的“国防部”大院其实就是一个残破的院落，甚至连围墙都没有。几栋房子组成一个院落，每栋房子的街角都有警卫放哨，几栋房子后有一个小湖，不知是人工的还是天然的，总之，有了湖的样子。走了一会儿，两人就坐在一个排椅上，望着夕阳一点点落下去。两人都沉默着，思乡的情绪渐渐浓烈起来。
郑桐半晌说：汪兰，你去过武汉么?
汪兰摇摇头，但还是说：我没去过，但我们许多同学都熟悉武汉。武汉会战时，我还在上初中，我们同学一起捐了许多钱物支援前方的将士。
郑桐就陷入回忆之中：我们一个排三十多人，都战死在武汉的郊外了。他们死之前，都没来得及说一句话。
汪兰突然眼圈潮湿了：华中沦陷，这是我们的国耻。
郑桐突然叹口气：我们哪还有国了，也没有家了，我们只能在这个小岛上生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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