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一男一女，老两口儿，没有孩子。我只知道男的过去在外国留学，开过水泥厂，有股份，是个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他家住一所两层小楼，屋里又讲究又漂亮，这就愈发引得我们冒火。按照我们当时的思想逻辑，资本家家里愈讲究，剥削劳动人民血汗愈多，就愈反动。我们在抄他家二楼时，弄出来两箱子西洋玻璃器皿，开箱就要砸，那男人忽然大叫：“这是我当初从法国用巨资买回来，是法国皇宫里的摆设，是宝贝，你们不能砸！”我们一听就火了！砸不砸全由着我们的心气儿，你还敢管！小孔上去给他一棒子（当时红卫兵用的武器是铁锨把和军事cao练的木枪），“啪”地打在嘴巴上，可是那声音就像打在一个瓷器上。就看他一口血吐出来，跟着吐出很多牙来。这感觉非常可怕！这可怕的感觉就像那姓赵的同学的拉长的手指一样。我呆住了，直到同学们招呼我去砸那些西洋器皿才清醒过来。我们把那些器皿一件件从窗户扔出去，掉在楼下摔得粉碎。那一男一女便跪在我们身后痛哭，好像我们扔了他们的孩子。完事离开时，我和那男人目光正好相碰，他张着那没有牙的血嘴，像脸上一个血糊糊的dòng；他的目光怔怔的，没有内容，却很专注，好像要记住我似的，我不由自主地刷地躲开这目光，如同犯了罪那样，赶紧下楼出门，尽快离开这家。
晚上回家吃饭时，奶奶忽然问我：
“你没有打人吧！”
我吓坏了。其实我没打人，倒好像我真的打过人。后来才知道，奶奶今天上街买菜，看见红卫兵游斗一些资本家，用铜头皮带抽那些人，猛一抽把一个人的眼珠子抽出来了。吓得奶奶菜也没买就回来了。
老实说，当时我并没有多少独立思考能力，我只是从内心、从良心、从心灵中很深很深的地方感到我无法这样做下去，可能我天生是那种心太软的人，怕看见别人受苦、受难、流血，流泪。我无法面对这些手无寸铁的“革命对象”。这便不知不觉离开革命的“金光大道”，走向逍遥的一边。八月底，红卫兵开始到全国各地串连，去各地煽风点火，我也就趁机跑出去了。
从六六年夏天到六七年底，我在外边跑了一年多，几乎跑遍全国。东北到达黑龙江，西北到新疆乌鲁木齐，南边到厦门、广州、桂林、南宁。这一跑，真开了眼，长了见识。开始，我每到一处，都受到欢迎。一是因为我是从北京这种大城市来的红卫兵，二是参加过“八·一八”毛主席接见，很有点“中央特派员”的味道。我第一次到乌鲁木齐时，那里还是一潭死水，我们这些外地来的红卫兵一下火车，就被当地军队接到市委招待所住起来，好吃好喝，就是不许到处乱窜，像软禁。那里的领导很怕学生闹起来。我们呢，就是要把那里的“火”点起来，可是不久，文革的狂cháo漫及全国，等到各地也闹开锅，又砸又抄又打，我心里那块yīn影又发作了。
特别是一次在保定，深夜时赶上了武斗。我所住的小旅店房间里的枪弹乱飞，玻璃打得粉碎，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钻到chuáng底下去了。第二天，外边一片死静，趴窗户向外一看，满街láng藉，汽车轮胎全扎破，撒了气，趴在地上，许多死尸倒挂在树上，这在古代叫“bào尸”吧……文革的形象再不光辉夺目，它在我心里变得模糊不清了。
在陕西，为了表示对革命圣地的崇仰，我步行从西安走到延安。但到了延安与老百姓一聊，老百姓对延安反不如我知道得多。这一来，对于革命那种神圣感也变得空dòng和茫然了。虽然我还没有能力进一步思考，但脑袋已经无数次直觉地浮出问号来……心里的问号是事qíng改变的根本。
在外边大串连的日子里，我中间多次回家取衣服和应用的东西。一次，大概是十一月份吧，天有些凉了，同学们说毛主席又要接见红卫兵，拉着我去了。毛主席总共八次接见红卫兵，后来接见与开头不同。最初充满自发色彩，后来组织得严格了。比如这次，毛主席是乘坐一辆敞篷吉普车，从天安门前由西向东，顺风而行。
学生们早都在广场上等待，被军队管理得很有秩序，一律坐着，毛主席的车走过时，也不准站起来。很多学生为了看得清楚一些，就全跪着看，喊叫，呼口号。我因为有前一次的经验，抢到第一排，毛主席的吉普车走过时，离我只有两米远，中间只隔一个负责警卫的战士。毛主席身材魁梧，不断挥着他的手臂，动作很大。到我面前，正巧一扭身，换另一条胳膊挥动，使我清清楚楚看见他的脸，连他因为抽烟而熏黑的牙fèng都看见了。学生们——尤其是外地的学生们表现出极度的兴奋与狂热。
接见之后，人群散去，广场地上那些帽子、衣扣、鞋绊、钢笔、眼镜等等似乎更多。
我还看见一个遗落的小日记本，是一位山东兖州来的红卫兵掉的，上边逐日和逐小时地记载着他徒步来北京接受接见的qíng景。一直记到刚刚毛主席将要出现时“广场响起了宏伟的《东方红》乐曲……”但此时我看过这些心灵振颤的话，奇怪的是，已经毫不为其所动。因为几个月来，一切一切我全部经过了。我激动过、神圣过、狂热过、战斗过……但这一切都过去了。特别是刚才和毛主席一同接见的其他人，表qíng淡漠，机械地舞动着语录本，在他们脸上丝毫读不出战斗的庄严与神圣。陈伯达几乎一动不动，连语录也不挥动，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尤其是每当在这狂热的时刻，我眼前总会出现那拉长的手指、满口带血的牙、倒挂在树上的尸体……不知它们为什么总像yīn影一样，使我脑袋刚刚一热，就立即冷了下来。
这样，大串连回来，红卫兵两派开始武斗，相互残害，我便彻底退了出来，甚至连旁观者的人群也没有我的影子。我前边说的，我的好朋友小孔，是一派的头头，叫人打断了腿，从此不能骑自行车了。我呢？反成了神仙。我爱上了钓鱼，甚至严冬季节，也去凿开坚冰，垂钓。现今我屡屡能在钓鱼大赛中夺冠，就是那时候打的基础，嘿，我快三十年的钓龄了。我还感受到，钓鱼是一种彻底的逍遥，或者说钓鱼是逍遥派的一种职业。当您眼睛牢牢盯着那个随时可能沉下去的鱼漂时，您对这世界的争斗是什么感受？我可能一辈子都是逍遥派了。您呢，您也不妨拿一根鱼杆，坐在池塘边体验一下，说就是因为我心软，害怕相互残害，害怕流血流泪。如果我说我这么做是经过多么深刻的思考，那是骗您。在那个时代，没有几个人能独立思考，能像今天这么明白。何况，那时代还充满了诱惑！因此，只能说这是凭一种本xing。也就是说文革的逍遥派大多数是一些心地善良的人。所以要说，文革的逍遥派是活得最宁静、也是最心安理得的。您说呢？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人品与天xing参预这场中国人被迫的自我劫难。
附录一：非文革经历者的文革概念
今年五月间，我对几十名非文革经历者——也就是一九七六年以后出生、根本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进行采访，询问他们对文革的印象及其由来，以及每个人的看法。年纪最小的为十二岁，最长的为二十岁。一律照实记录，摘其要点，公布若gān。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新一代人对文革的了解程度和认识状况，也能窥见当代青少年价值观念之一版。
排列按采访先后为顺序。
方××（1976年出生，20岁，男，大学二年级学生）我喜欢历史，注意过文革的事。
文革对我们连记忆也没有，所以只有理智地去想，没有任何感qíng的东西。没有恨和爱，只有好和不好。对文革，我个人认为它还是有积极的东西。如果文革不是那么凶，那么混乱，走向极端，左的东西也难失去统治地位。改革正好拣了文革的便宜。文革对中国历史还是有功的。当然这不是文革本来的意思。目的和结果正好相反。
皮××（1978年出生，18岁，女，高中三年级学生）我不愿意了解文革，我一听爸爸妈妈说文革就烦。我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苦过，但那是哪辈子的事了！你们生活在现在，也不是生活在过去。你们是不是想得到我的同qíng，我同qíng你们呀，可同qíng又管什么用？难道是怕文革再找你们来？你们到大街上转一转，看看文革在哪儿？哪儿还有一个红卫兵，还有一张大字报？到处都是私人买卖，还能把他们都当做资本家批斗吗？我爸爸妈妈听了直摇头，说我不懂，我说他们有“恐文革症”。
赵××（1977年出生，19岁，男，工人）
中国不会再发生文革，现在的人市场观念特重，为了钱人心都散了，谁也甭想把人们再号召起来，除非用钱才能把人吸引住。文革倒是注重jīng神，听说那时上上下下为了什么事，都感动得流泪，特真诚，真棒！如果说这些人为了私yù互相残害，我看不可能。还有就是样板戏比老京剧好看，也蛮感动人。如果说“彻底否定文革”，我看样板戏首先就不能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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