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哥德巴赫猜想》在弘扬科学精神的同时，给人“中国是世界数学大国”的错觉，吸引许多没有基础的青年人把精力耗费在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努力上。一些“偏激”的数学家甚至认为《哥德巴赫猜想》应该得负的一等奖。
恢复高考
1975年，毛泽东在经过深思后，决定再次起用治国很有一套的“矮个子巨人”--邓小平，这是邓一生中“三起三落”之第二起。在邓看来，林彪、“四人帮”执行的那一套是严重错误的，它也不可能培养出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斗争随之而起，他的意见遭到了“四人帮”的猛烈反对。他们认为，“卫星上天，红旗就要落地”，他们“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到了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邓小平顶着层层阻力，于1977年在全国恢复了高考。这可称得上是世界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而面对如此庞大的应考队伍，偌大的中国，竟然无力提供足够的试卷纸张。但高考消息一出，全中国都被搅动了。它带给无数在文化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是农村的青年一个巨大的希望。有人这样说道：“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赶快蹦到那儿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会有一批人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卫星、空间技术不也搞起来了吗?我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全世界也是居于前列的。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这是邓小平的一篇论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提出来的，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那些埋首攻坚的人有了憧憬和希望。
反潮流
1973年，“反潮流”成为言语新时尚，首先起因于一个叫李庆霖的福建小学教员。他写信向毛主席诉苦，说自己孩子还小，可口粮年年不够吃，又没有分文劳动收入，甚至连理发钱都掏不出来。他做梦都没想到毛泽东会给他寄来300块钱，且还在复信中称其为“反潮流”代表。之后辽宁又出了个张铁生，由于考试分数太低，他在试卷后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信，称别人是大学迷和不务正业的书呆子。他在发了一通牢骚后还不忘自我吹嘘一番。于是，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闻名全国的“白卷英雄”，也成了一个反潮流的先锋。紧接其后，河南省十五岁的女学生张玉勤也在英语考试中交了一份白卷，其背面还附了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做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她遭学校批评后竟投河自尽，使该县280人受株连。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到了1973年底，北京小学生黄帅的日记摘抄在《北京晚报》发表，她对班主任的严格管束提出了质问和批评，因此被堂而皇之地称为“反潮流的小英雄”。
手提式录音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都市兴起了一股购置家电的热潮。手提日本录音机，眼戴蛤蟆镜的年轻人成为都市的一道风景。有人这样归结各个年代小青年的流行形象：“五十年代是一身中山装，一双黄皮鞋，一头瓦片发，上衣口袋插上两支钢笔。六十年代是旧军装，宽皮带扎腰，头发剪得短短的。到了七十年代，则是'敞摆'衣服齐腰杆，小裤管把屁股和腿脚绷得紧紧，大包头擦得油光光的，尖头皮鞋雪亮雪亮，手上还提了一个特大号的录音机。”
如今，人们家里摆满了录像机、饮水机、微波炉、空调、VCD、电脑……“手提式录音机”早已被人遗忘。
流行词汇(3)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971年3月，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当时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打出的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是“文革”后，中国球员首次出国比赛，没想到却有一个意外收获--把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邀到中国来了。在这些善意的“老外”访华期间，尼克松公布了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一系列措施。后来，经过精心安排，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秘密到北京访问，中美两国关系出现了震惊世界的急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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