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德国人对莫里森的报道感到不快，因为莫里森的文章中写到公使们的怯懦，西班牙公使对他的纪实也“非常恼火”。奥地利公使同样反感莫里森对奥地利卫队缺陷的批评，因为这一原因，随后好多年里，莫里森都未能获准到奥地利使馆去采访。意大利公大使也曾一再向英国使馆抱怨这位“麻烦的莫里森”。
7
义和团风暴平息了，在列强们的压力下，老迈的清全权大臣李鸿章不得不代表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上签字。这一天是1901年9月7日。两个月后，11月7日，这位至今仍让人们评说不一的洋务派领袖因病去世。接替他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是袁世凯。
中国历史沉重的一页翻了过去。
在近十一年后，1912年8月初，仍住在北京的、曾被那些西方外交官们视为“麻烦”的莫里森，接到一封来信。写信人蔡廷干是中华民国的海军中将，也是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翻译。蔡廷干随信附来一份聘书:
中华民国政府聘请乔治·欧内斯特·莫里森博士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任期五年，自莫里森博士于本年10月自欧洲返回北京报到之日起计算。
莫里森在中国新的角色从此开始。
1911-1919年第4节 民国，风雨飘摇中(1)
1
1911年10月9日，汉口。
暮色中，位于俄国租界一座被雨水冲刷得很旧的大楼里，汇集了一群革命党人。此时，长江还在涨水，汉口隔江与对岸的武昌相望。江水静静地流着，革命惊雷却即将响起。
第二天凌晨，在武昌一座称作“中和门”的城楼上，革命党人开枪射击清军的守备哨兵，攻占了清湖广总督署所在地，黎元洪被推为革命军政府都督，发表宣言，号召各省起义。
十八星旗在清湖广总督署的上空飘扬，武昌新军的枪声敲响了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丧钟。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全国十八个省相继宣布独立，一场波及全国的辛亥革命拉开序幕。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孙中山先生多年为之奔走呐喊的理想，正被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变为现实。
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清朝的大臣们正在争论立宪新政。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紫禁城里慌作一团。隆裕太后立即召集各大臣商议对策，决定迅速调动精锐的北洋军向武汉逼近，一场新与旧的较量开始了，这场较量将世界的注意力再次引向东方。其中有两名澳大利亚人，从此与中国的民国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其中的一位就是早在义和团时期就以报道中国情况出名的新闻记者莫里森。
10月11日，也就是起义的第二天，远在北京的莫里森便给《泰晤士报》发出第一封北京专电，描述了这场起义对清政府的巨大震动:“北京被革命爆发和军队叛乱的消息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清朝危在旦夕，满朝文武，忧心如焚”。
随后，莫里森专程奔赴动荡中的汉口。此时，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武汉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虽然莫里森只在汉口呆了五天，但从10月11日到24日，他向《泰晤士报》连续发出了近万字的电文，向世界报道了首义后武汉的情况。在他的印象里，“人民死伤不多，但财产损失严重。革命党人秋毫无犯，北洋军队肆意淫掠”。从对武汉的观察中，莫里森感受到“清朝必须推翻，这大概是民心所向”。
2
这时候，一直鼓动革命的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还在香港，莫里森虽然没有见到这些著名的革命领袖，却在革命党人的队伍里意外地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就是同样来自澳大利亚的端纳。这位美国纽约《先驱报》的新闻记者，不用人家邀请，就毫不客气地担任起革命者的组织工作。
纷纷响应起义宣布独立的各省，悬挂起各色各样的旗帜，只有张勋统治下的南京成了清政府在南方的最后一个要塞，占领南京就可能结束战争。11月，共和军队聚集在南京下游的镇江，准备攻打南京。端纳匆匆赶到这里，他自告奋勇，冒险登上了紫金山，亲自侦察清军的情况，并身先士卒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斗。
傍晚，当攻城还在继续的时候，在一个已被控制的太平门附近的车站电报局内，作为惟一一个见证了这次行动的西方记者，端纳靠着蜡烛和一枝铅笔，为《先驱报》和其他澳大利亚报纸写出了一篇两千字的电讯:
南京城外，1911年12月1日。今天早晨，一场生死斗争在一座城市和一座山的中间进行。炮弹在紫金山顶到平原处一带呼啸，弹片在高处和远处飞散，中国革命党人几乎没有伤亡，处在低处的清军士兵正在做绝望的挣扎!
端纳是个天生的冒险家。八年前，他只身从澳大利亚来到香港，开始了他的远东生涯。当时，在罗湖桥的另一端，清王朝已摇摇欲坠，端纳作为悉尼《每日电讯报》的记者赴广州采访了清两广总督张人骏，并被张人骏聘为名誉顾问，这为他在门禁森严的中国大陆官场中挤开了一条窄窄的门缝。
在广州访问时，端纳第一次见到了莫里森，在莫里森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后来著名的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谈话间孙中山的名字被频繁地提起。端纳对孙中山的革命计划产生了兴趣，而宋耀如正是孙中山的忠实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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