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汉年同志到江西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中央宣传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底，汉年同志参加红军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宣传工作的发展，对红军中的宣传工作，也都作出了贡献。他既有白区文化运动的丰富经验，又有苏区和红军中政治思想和宣传鼓动工作的经验。在这方面，可说是全才。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汉年同志又公开投入到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去，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位促成者。虽然他没有文艺创作，但他的短篇政论文章在当时是起了指导作用的。
汉年同志在文化运动方面丰硕的成果，是应该加以重视并应载入新文化运动史册的。同时，汉年同志在文化运动中丰富的经验，也是应该向他学习的。我认为，他在文化运动中的主要经验有如下几点：
1、立场鲜明。在20年代，汉年同志已经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且从这个立场出发，完成党所交给他的任务，出色地领导上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不同时期，毫不动摇地把矛头针对主要敌人，敌友分明，打击了敌人，壮大了革命队伍。
2、他善于团结、争取朋友和同路人，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实力。
3、他有组织才能，善于运用各种形式的组织，特别是利用合法和非法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以领导运动，推动运动二如从组织“左联”、“社联”、“剧联”、“美联’等“八大联”，直到组织文化总同盟。他善于以左翼文化团体为核心，来争取公开的文化活动。他从上海建立文化团体，到推动其他省市建立革命文化团体。
4、他始终掌握文化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而又注意发扬文化艺术的特点和作用。特别是他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坚决把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贯彻到文化工作中去。这样，在苏区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武装“围剿”的同时，在白区以鲁迅为首的普罗文化战线，也粉碎了蒋介石的文化“围剿”。
二
汉年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也作出了重要的、出色的贡献。
1934年前后，他两次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分别去福建与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停战抗日协定;去广东与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为我党与国民党内的地方实力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以后不久，他被党中央派往国外做联络工作。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党中央正式任命他为我党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代表。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的谈判方针，据理力争，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利益，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在此期间，他还代表党，在上海与积极支持革命的宋庆龄同志建立联系，取得了宋庆龄同志对我党工作的配合和协助。
抗日战争初期，汉年同志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党给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上海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他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展开了极为广泛、极为困难而又极为复杂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把主要的争取对象放在上层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进步的民主党派，还有许多实力派和著名人士上，力争他们坚决站到抗日战线方面来。如著名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七君子”，就是汉年同志做大量工作的对象。当时，上海救亡运动蓬勃开展，救亡组织迅猛发展，坚持抗日，反对内战的运动推动了广大群众投入到抗日的前后方，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内内战、对日投降的反动气焰。这些贡献，都是与汉年同志辛勤努力的工作分不开的。据我所知，他那时把大量来自敌人方面的情报，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动态，来自各界人士的反映、情绪和问题，都及时报告延安党中央，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具体决定，用公开的、秘密的、文字的、口头的方式广泛展开宣传，逐步推动工作的开展。当时，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在上海非常嚣张和阴险毒辣，而汉年同志却毫不畏惧，充分利用各种条件，灵活地、不倦地进行工作，推动统一战线的壮大和发展。他有一套对付敌人的高明的办法，既使敌人无法迫害他，又使敌人无法破坏革命组织。
由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由于汉年同志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上海地下党广大党员，广大工人、青年、妇女和各界人士为民族解放而努力奋斗，上下配合，团结一致，冲破黑暗，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全国即将解放，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汉年同志又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当局警戒森严，极力阻挠、破坏我们党所决定召开的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妄图破坏在港的大批著名民主人士赴会。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汉年同志负责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秘密离开香港，转到了东北、华北解放区。他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保证了全体人员的安全到达。
从汉年同志进行的统战工作中，我觉得应该着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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