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
这是《兔和猫》这篇小说最具震撼力之处。我们说这是鲁迅式的文字，是因为对小动物表示爱怜之情的文字所见多多，但这样提到“生命”的高度，特别是这样反身于己，痛苦地自责，却是绝少见到的。
“(造物主)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鲁迅这沉重的叹息;“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鲁迅的一再追问，不仅显示了“生命”在他思想中非同一般的分量与地位，更是向每一个人，首先是他自己，也包括我们每一个读者的人性、良知的拷问。我曾经这样写下我的反省：“每次读到这段文字，总要受到一种灵魂的冲击，以至于流泪。不只是感动，更是痛苦的自责。我常常感到自己的感情世界太为日常生活的琐细的烦恼所纠缠左右，显得过分的敏感，而沉湎于鲁迅所说的个人‘有限哀愁’里;与此同时，却是人类同情心的减弱，对人世间人(不要说生物界)的普遍痛苦的麻木，这是一种精神世界平庸化的倾向”，我为之感到羞愧(见《心灵的探寻》第十二章)。——同学，你也听到、注意到那“苍蝇的悠长的，吱吱的叫声”，那生命的挣扎之声了吗?
小说结尾是意味深长的：“造物太胡闹，我不能不反抗他了，虽然也许是倒是帮他的忙。……那黑猫是不能久在矮墙上高视阔步的了，我决定的想，于是又不由的一瞥那藏在书箱里的一瓶氰酸钾。”——这里出现的是典型的鲁迅式的“复仇”主题。这对于鲁迅是顺理成章的。我们将在下文再作分析。
二
同学们大概已经意识到，这篇《兔和猫》，看似简单，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情节，但我们却从中触摸到鲁迅思想、情感与文学的某些重要方面。
如前所说，“生命”正是鲁迅的一个基本概念;有的研究者认为鲁迅的哲学就是一种“生命哲学”。对生命的关爱，确实是鲁迅思想的一个亮点，一个底色。
这是一个博大的感情世界。这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鲁迅的“生命”是一个“大生命”的概念。它不仅超越了自我生命的狭窄范围，甚至超越了国家、民族、人类的范围，升华到了自我心灵与宇宙万物(生物、非生物)的契合——这在我们刚读过的《兔和猫》、《鸭的喜剧》里有最鲜明的描述。另一方面，他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生命之爱”是一种“推己而及人(和万物)，推人(和万物)而及己”的博爱。鲁迅说，“博大的诗人”是必定“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2〕，所有的(人世间的、宇宙万物的)生命，他们的欢乐与痛苦，都与自己息息相关;鲁迅还引述爱罗先珂的话，强调“看见别个捉去被杀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3〕。他为自己对同是生命的苍蝇的挣扎声，竟然听而不闻，“无所容心于其间”，而痛苦地自责，就是因为从自己对其他生命存在及其死亡的麻木中，感到了自身基本感应力与同情心的丧失，从而产生了自我生命的危机感——我还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么?
鲁迅对小兔子以及小狗、苍蝇这些小动物即所谓幼雏的格外关爱，对他们无辜的死亡，感到格外的痛心，还因为他所倡导和身体力行的“生命之爱”，是一种无私的“以幼者为本位”的爱。“五四”时期鲁迅写过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们以后还会详加讨论)，把这种爱的无私的牺牲称之为“生物学的真理”。他说：“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而特别有意思的是，鲁迅认为这样一种出于生命“天性”的牺牲之爱，在人类中，是存在于那些“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即普通的农民、下层人民中的;他举例说：“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在鲁迅看来，“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鲁迅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他说他的历史使命就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按：指“自己的孩子”即年轻的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因此把自己定位为“历史的中间物”，终其一生，都是“肩住黑暗的闸门”，为后来者开路的。今天我们想到鲁迅，首先浮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直念念不忘存在于普通农人中的这种出于“天性的爱”。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还写文章赞扬同情、爱护“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母亲;他说：“这类母亲，在中国的指甲还未染红的乡下，也常有的，然而人往往嗤笑她，说做母亲的只爱不中用的儿子。但我想，她是也爱中用的儿子的，只因为既然强壮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孩子去了。”〔4〕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鲁迅对于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普通民众的亲和感和深切理解，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血肉般的联系。在下一讲，我们将对这一点做更深入的讨论;这里想强调的是，鲁迅由此而形成了他的“弱者本位”的观念，这与前面所说的“幼者本位”是相辅相成的。鲁迅曾经高度评价一位德国的女画家凯绥·珂勒惠支，说她是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5〕，其实这也是鲁迅的自我定位——这构成了鲁迅形象十分重要的另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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