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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红楼时间密码_陈林【完结】(5)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小说文本的证据。

  朱女士说,只能以小说第一回中曹雪芹“披阅十载”代“创作十载”。这个论断太勉强了,这是以预设的结论来曲解证据。小说第一回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小说作者就是“石兄”,“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石兄”所经历的离合悲欢炎凉世态,就是贾宝玉的生平经历。因此,贾宝玉的文学原型就是小说的真正作者。这是一个非常自然而合理的推论。

  然而,从小说文本的提示以及人物的身份、阅历来看,曹雪芹根本不可能是贾宝玉的文学原型。如果要坚持“曹雪芹是作者”这个得不到任何实证支持的论断,那么就必然要荒唐地否认小说具有自传性质这一显见的事实。由于小说是一部自传性的作品,因此曹雪芹就不可能是作者。

  另外,小说中的元春和探春分别以曹寅的长女曹佳(平郡王纳尔苏王妃)和次女(嫁康熙某侍卫,亦为王妃)为原型,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一论断是基于一系列的小说文本描写和确凿文献史料所构成的“证据链”。

  首先,小说写到的“太祖仿舜六次南巡”,独甄家“接驾四次”这一情节,完全可以确定是以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四次驻跸曹寅的江宁织造府这个独一无二的史实为原型。

  其次,与此相关联的是,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前,曹寅在奏折里写道:“臣同李煦已造江船及内河船只,预备年内竣工”[26];小说第十六回则写到太祖南巡前,“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小说第一回中的“假作真时真亦假”,其用意之一就是以谐音暗示甄家就是贾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先生恰当地认为,小说对于太祖南巡和元春省亲铺张场面的描写,就是“作家选择性地运用夸张或掩饰的写作技巧”,是“(康熙南巡的)史实、家族传闻和日后个人经历的结合”,是“南巡对曹家影响的一种一般性总结”。[27]

  再次,小说第六十三回巧妙地暗示了元春和探春都是“王妃”。清人萧奭《永宪录续编》载:“(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奉天旗人。有诗才。颇擅风雅。母为圣祖保母。二女皆为王妃。”[28]

  既然贾宝玉是元春的弟弟,那么他的原型、小说作者就是曹佳的弟弟——这同样是一个自然而合理的推论。由于曹佳惟一长大成人的弟弟是过继的曹頫,因此曹頫才是小说真正的作者!我们只要稍作对比就会知道,只有被雍正皇帝骂为“原不成器”的曹頫才能最大程度地符合贾宝玉的身份和经历,只有担任过江宁织造并曾受四品大夫的曹頫才能被尊称为“曹侯”,只有获罪后潜踪匿迹的曹頫才能作出脂砚斋的批语!

  《破译红楼时间密码》

  四、后40回续作说没有实证

  “主流红学”第二个重要论点就是认为现存《红楼梦》后40回是续书。

  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三卷本120回《红楼梦》,出版《前言》写道:

  现存《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是程伟元和高鹗在公元一七九一年即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和公元一七九二年即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先后以木活字排印行世的,其所据底本旧说以为是高鹗的续作,据近年来的研究,高续之说尚有可疑,要之非雪芹原著,而续作者为谁,则尚待探究。续书无论思想或艺术较之原著,已大相悬殊,然与同时或后起的续书相比,则自有其存在之价值,故至今仍能附原著以传。[29]

  由研究《红楼梦》的权威学术机构写下的寥寥数语,明确地宣判了现存后40回是“续作”而非“原著”,并且判决“续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相当低下。可是,这个“判决书”所下的断语是不实事求是和不负责任的,它既不符合学术研究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凡立一义,必凭证据”的学术规范。

  早在1935年5月,宋孔显先生就在《青年界》第七卷第五号上发表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均曹雪芹作》的长文,有力地反驳了胡适先生在《红楼梦考证》中提出的认为高鹗续书的四条证据,同时还根据后40回的情节内容反驳了俞平伯先生所提出的文本证据。宋先生提出:“(曹雪芹)披阅、增删,都是修改时的工作;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尤为成书后的手续。假使《红楼梦》全书未曾写完,哪能披阅、增删、纂目、分章呢?”[30] 他指出,胡、俞二位先生提出的证据都不可靠,既然没有有力的证据,就不能一味指称程伟元和高鹗说谎。

  1957年,林语堂先生发表《平心论高鹗》的长文,从“高本”(按,即后40回)的情节、人物文笔、“脂批”和史料等方面详细地反击了高鹗续作说。他认为,后40回对于前80回的伏线“都有极精细出奇的接应,而此草蛇灰线重见于千里之外的写作,正是《红楼梦》最令人折服的地方。在现代文学的口语说来,便是结构上的严密精细。这是评高鹗者(适之平伯鲁迅)所公认”;“高本人物能与前部人物性格行为一贯,并有深入的进展,必出原作者笔下”;“高本作者才学经验,见识文章,皆与前作者相称”;“高本文学手眼甚高,有体贴入微,刻骨描绘文字,更有细写闺阁闲情的佳文,似与前八十回同出于一人手笔”[31]。

  林先生又说:

  续《红楼梦》书是不可能的事。这是超乎一切文学史上的经验。古今中外,未见有长篇巨著小说,他人可以成功续完。高鹗是个举人(后成进士),举人能当编辑,倒不一定能写小说。除非我们见过高鹗有自著的小说,能有相同的才思笔力外,叫他于一二年中续完四十回,将千头万绪的前部,撮合编纂,弥缝无迹,又能构成悲局,流雪芹未尽之泪,呕雪芹未呕之血,完成中国创造文学第一部奇书,实在是不近情理,几乎可说是绝不可能的事。[32]

  王蒙先生在《红楼启示录》一书中对后40回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有着跟林语堂先生相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后40回不但从纵的方面接续、收拢和温习了前80回,而且在横的方面补充了前80回的不足。“所以,我宁愿设想是高鹗或某人在雪芹的未完成的原稿上编辑加工的结果,而觉得完全由另一人续作,是完全不可能的,没有任何先例或后例的,是不可思议的。”[33]

  红楼梦研究所所长、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一向坚持认为后40回为续作,并认为后40回难与“云雾天外,高不可攀”的前80回相比肩[34]。可是,《北京日报》于今年2月21日发表的对冯先生的访谈《我对〈红楼梦〉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却显露了与其一贯立场相矛盾的一面。

  冯先生谈到,关于《红楼梦》“争论的永恒性”在于它“创造了一系列不朽的典型形象,因为它的悲剧性的故事情节催人泪下,令人不忍卒读而又不能释手”,“《红楼梦》里宝黛爱情的悲剧是震撼人的灵魂的悲剧,是唤醒人们自我意识的悲剧,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处于巅峰的爱情悲剧,是古典爱情最高最新升华的悲剧,是具有近现代生活意义的悲剧,是对社会后世影响无比深远的悲剧”。请问冯先生,如果没有现存的后40回,哪来什么“催人泪下”的“宝黛爱情的悲剧”呢?冯先生既然对“宝黛爱情的悲剧”作出了“最高”和“影响无比深远”的评价,这难道不是在说现存后40回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两方面都已经超越了前80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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