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第五街是纽约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可能也是世界最繁华的地方)，尤其是傍晚公司下班而商店还开着的时候，第五街上流动着粉红的人潮，所谓粉红色，是充满了生气及美丽的颜色。这时，在公司上班的男男女女全从办公室涌出来，他们全穿着光鲜而时髦的服装，几乎每个人身上的颜色和式样全精心的挑选过，你站在远处看，这些人潮真像一幅流动着的线条明朗的抽象画。有一次我在城区的五十七街逛画廊，这里有数十家第一流的画廊，展示着许多成名的和未成名画家的作品。我一家一家的逛过去，在一家展示印象派绘画的画廊窗里往外望，高大的富有生气的办公室女郎在窗外像蝴蝶一样飞过，我突然觉得印象派的光影在那一刻仿佛从巴黎到了纽约的黄昏。
在纽约逛过一百多个画廊，看到从中世纪以来西方艺术的光耀夺目，再仔细地在街头走走，看到许多美丽的西方人(不是电影里的，而是生活的)，我常常走路走到一半就驻足下来，深沉的这样想着：为什么西方人比较美呢?是不是我自己的审美观出了问题?
有一天我在洛克斐勒中心附近，天空慢慢的飘起小雪，我找到一家路边的咖啡厅坐定，那家咖啡厅有一排明亮的落地窗，我康到许多美女走过，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浮起童年看布袋戏的一幕。那时布袋戏惯常分为“东南派”和“西北派”;东南派是好人，全是黑发黑眼眉目清秀的中国人样于，西北派是坏人，全是金发碧眼的高鼻大目的外国人。
在童年的心灵里，我觉得“西北派”那一帮人实在长得不高明，而此刻，当我面对着“西北派”的许多真人时，竟自卑了起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后来我慢慢地找到答案，当我学画的时候，第一位教我绘画的教师，教我的第一张炭笔画便是维纳斯的雕像，他说：“你看那眼睛、鼻子、嘴唇的轮廓多美，你看那比例多么匀称，中国女于再也找不到维纳斯这种美女了。”第二个画的是阿古力巴，他说：“你看他的下巴多么有力量，眉字间也充满了英气!”因为学了画，我不只一次的读西洋美术史，又不断的审阅西方艺术家的作品，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那些艺术感动。
长大以后，我迷上电影，电影里西方的美男美女像潮水一样不断的在我的脑中涨落，而且这种好莱坞的审美观每天都在报纸上大量的传播着，然后我看中国电影里的明星们，也都或多或少长了一些好莱坞模式。于是，“东南派”的信心随布袋戏的没落而消褪了，代之而起的是“西北派”的向往。
在咖啡厅的那一刻，我惊觉到中国的审美观已经处在一种可怕的危机里了。我想，如果我当年学画从杨贵妃、赵飞燕的石膏像学起，或者是临摹韩干笔下的圆脸肥壮的马上人物的话，可能今天就不是这样了。或者中国电影争气，有几个可供怀恩的人物典型，那么今天我们就不会把美随便的赋予费雯丽、克拉克盖博了。
纽约的地下铁挤满了各种人，有典型的金发碧眼美人，有黑人、犹太人、日本人、中国人、波多黎各人，或者不知道哪里人，他们总是有着很大的差别，我想，不知道他们的审美观是怎么样的?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艺术愈强大的国家恐怕就对审美愈有自信吧!
从纽约的地下铁钻出来，往第几内珠宝店走的时候，因为我那样子想过，心情清淡了不少，对于看美女的兴致也减低了。到了“第凡内珠宝店”，这是一家巨大的店，偌大的面街橱窗里只摆了一颗亮闪闪的钻石，大门锁住了，朋友说：“你要先通知柜台的小姐，她看清楚了才会来开门。”我说：“不了，看看橱窗就够了。”
我们便散步去找了一家咖啡店，自嘲的说：“至少奥黛丽·赫本长得有一点中国人的样子!”朋友没有听清我的话，追问着：“什么?你说什么?”“没有。”我说：“我们随便找个地方坐坐吧!第凡内珠宝店也不过如此!”
——一九八二年四月
断爱近涅拿
有人说过年是“年关”，年纪愈长，愈觉得过年是一个关卡;它仿佛是两岸峭壁，中间只有一条小小的缝，下面则水流湍急，顺着那岁月的河流往前推移，旧的一年就在那湍急的水势中没顶了。
每当年节一到，我就会忆起幼年过年的种种情景。几乎在二十岁以前，每到冬至一过，便怀着亢奋的心情期待过年，好像一棵嫩绿的青草等待着开花，然后是放假了，一颗心野到天边去，接着是围炉的温暖，鞭炮的响亮，厚厚的一叠压岁钱，和兄弟们吆喝聚赌的喧哗。然而最快乐的是，眼明明的看见自己长大了一岁，那种心情像眼看着自己是就要出巢的乳燕。
过了二十岁以后，过年显著的不同了。会在围炉过后的守夜里，一个人闷闷地饮着烧酒，想起一年来的种种，开始有了人世的挫折，开始面临情感的变异，开始知道了除去快乐，年间还有忧心。有时看到父母赶在除夕前还到处去张罗过年的花用，或者眼看收成不好，农人们还强笑着准备过一个新年，都使我开始知道年也有难过的时候。
过了二十五，过了三十，年岁真是连再重的压岁钱也压不住，过年时节恰正是前尘往事却上心头的时节，开始知道了命运，好像命运已经铺设了许多陷阶，我们只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有许多喜爱的事时机一到必须割舍，有许多痛恨的事也会自然消失，走快走慢都无妨，年还是一个接一个来，生命还是一点一滴的在消失。
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在二十岁以前那么期待新的一年到临，而二十岁以后则忧心着旧的岁月一年年的消失呢?最后我得到一个结论，在冠礼以前，我们是“去日苦短，来日方长”。成年以后则变成“来日方短，去日苦多”，这是多么不一样的心情呀!
最难消受的还是，不管我的心情如何，挂在墙上的壁钟总是在除夕夜的十二点猛力地摇着钟摆，敲出清亮或者低沉的十二个响声，那样无情，又那样绝然，每到过年，我总也想起和钟臂角力的事，希望让它向后转，可是办不到，于是我醉酒，然后痛下决心：一定要把一年当两年用，把二十四小时当四十八小时来用。
想起去年的过年，我吃过年夜饭，在书房里走来走去，想找一本书看，不知道为什么随手拿起一本佛经，读到了有情生死流转的过程，其中有一段讲到“渴爱”的，竟与过年的心情冥然相合。它说渴爱有三，一是欲爱，是感官享受的渴求;二是有爱，是生与存的渴求;三是无有爱，是不再存在的渴求。我觉得二十岁以前过年是前两者，二十岁以后是第三者。
那本佛经里当然也讲到“涅盘”，它不用吉祥，善良、安全、清净、皈依、彼岸、和平、宁静来正面说涅盘，而说了一句“断爱近涅盘”。这是何等的境界，一个人能随时随地断绝自己的渴爱，绝处逢生，涅盘自然就在眼前，旧年换新恐怕也是一种断爱吧。
释迦牟尼说法时，曾举了一个譬喻来讲“断爱”，他说：“有人在旅行时遇到一片大水，这边岸上充满危机，水的对岸则安全无险，他想：‘此水甚大，此岸危机重重，彼岸则无险，无船可渡，无桥可行，我不免采集草木枝叶，自做一筏，当得安登彼岸。’于是那人采集草木枝叶做了一只木筏，靠着木筏，他安然抵达对岸，他就想：‘此筏对我大有助益，我不妨将它顶在头上，或负于背上，随我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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