耍猴的耍猴.
"我看到时候咱们就女生卖唱,男生耍猴."
"去你的吧,人家女生利用性别优势,早都找到好主儿了你还做什么骚梦呢!""咱们男生也可以发扬点优势啊,比如娶了人事处长的小令爱.""真是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发泄归发泄,车轴轳可不闲着.终于有捧回合同的了,什么耗子药加工厂,什么立特灵信息报号外版,什么野鸡大学的凤雏分院,总之是北京户口到手了.剩下那些走投无路的,一天天衣带渐宽,团支部不得不采取监护措施,以防意外.
霹雳一声春雷响,国家机关可以进人了!真是老天有眼,柳暗花明.有几个坐以待毙的摇身一晃,就进了大衙门口.这可把野鸡们气坏了,老子跑了千山万水,换来的好政策,却叫你们坐享了.
于是点灯熬油滚论文.打印、答辩.然后捆行李,喝酒,借着酒劲儿嚎出几串从不轻弹的浊泪.一点人数,除了老婆在外地自愿离京的,差不多都留下了.于是离校、报到,一晃,都成了国家干部.互相一打电话,都不错.本来就打了保票嘛:保证每人都有一个工作岗位.
遥远的高三·八
公元1980年,我初中毕业,考入了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哈三中在黑龙江省的地位,比北大在中国的地位还要崇高.因为北大还有其他的大学与之竞争,而哈三中在黑龙江则是"宝刀屠龙,惟我独尊",别的重点中学一概拱手称臣,不能望其项背的.一名哈三中的学生,比一名"黑大"或是"哈工大"的学生还要受人尊敬.因此,上了哈三中,便油然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仿佛全省三千万父老乡亲的期望和重托,"夸擦"一子就撂到咱肩膀上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各门成绩都很出色.但上了高中以后,面临着考文科大学还是理科大学的选择.这个选择对我个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我有一种很顽固的偏见,我认为理科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我虽然一向热衷学习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认为它们的价值只在于为人所用的工具性."批林批孔"时知道孟子的一句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对我的毒害非常大.我至今都认为理工科的知识分子属于"劳力者",认为文科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尽管他们的现实处境是那么的可悲可怜!所以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心里就有一个高考的目标——北大中文系,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系.但是,在80年代初期,全社会的普遍观念是重理轻文,似乎"爱科学,学历文化"就是要当陈景润、李四光,社会上流传着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个别报纸还宣传1985年要实现四化,2000年初步建成共产主义.有的老师听我决心要考文科,而且还是中文系,都无比叹息地说:"唉!这孩子,糟蹋了."我今天回忆起这恳切的话语,不禁真有点怀疑当初的选择,是不是给国家糟蹋了一个陈景润的坯子.在重理轻文的大气候下,哈三中迟迟不开设文科班,于是我和一些要考文科的同学,与学校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高三·八"不是一个普通的班级号码,那是我们用青春的热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下面我略讲几则与"高三·八"有关的事迹,献给有过类似经历,今天仍然保持着青春激情的老中青朋友.
一、公车上书
高一的上学期一过,开不开文科班,就成为一个争论焦点.其他重点中学,在总体上不是哈三中的对手,便早早办了文科班,集中优势师资和生源,力图在文科上名列前茅.而哈三中严格执行上级关于不许办文科班的指示,名义上是反对偏科,实际上一是有重理轻文的传统,二是作为标兵单位,不敢犯任何错误,三是对文科没有把握,反正办也已经晚了,不如不办,将来高考文科成绩不好,便有了借口,成绩好了,更成为坚持正确路线的典范.这样一来,想考文科的同学,提出了"救亡国存"的口号.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根据所学的那点粗浅的历史,一本正经地把校领导比作昏庸的清政府,认为只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扭转局势,促使当局"变法".我们分头到各班串联,各班人同此心.就连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学,也从学校大局着眼,支持我们.于是,我们就发动了一场"文科班运动".第一,广泛宣传,到处议论,造成一种"民不聊生"的舆论.政治老师讲过列宁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第二,向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口头呼吁和交涉,争取教师的支持,是胜利的最大保障.这里面要注意两点,即对文科教师的绝对倚重和对理科教师的绝对尊重.第三,正式提交意见书,形式分为个人的,各班的和全体的.这项举措我们命名为"公车上书".
我以个人名义和全体名义,送上了两分意见书,言辞很激烈,还卖弄了不少文采和典故——我的作文得过全市一等奖.郑滨和张欣也各写了一份.当全体意见书签名时,产生了一个让谁签在头里的问题,我记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要出事儿,我先兜着!"便第一个签了.郑滨是个老阴谋家,说这样不好,咱们找几个大碗,画几个圆,都围着圆来签,就分不出先后了.其实我们的种种"阴谋诡计"都是多余,领导上早都知道谁是宋江谁是李逵.很快校长就请我们六位同学去谈话——具体哪六位我记不清了,反正我们既兴奋又紧张,自称是"戊戌六君子".表面上气宇轩昂,实际上心跳得跟上体育课差不多.
周校长慈眉善目,满头银发.虽然六十来岁了,仍修饰得风度翩翩,一尘不染,看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英俊小生.他平常有两件事特别受到广大同学称赞.一是每天要腰里暗藏一把铁锤和几枚铁钉到各班巡视,一旦发现有活动的桌椅,便掏出暗器大展身手.
他从来不问桌椅是谁弄坏的,兴致勃勃地干完,心满意足地离去.所以三中的同学没有不爱护桌椅的,全校内外整洁如洗.后来我到北大看见那么多残桌破椅没人管,便给北大校长写了封信,建议他也买把锤子,可是至今也没收到回信.周校长第二件颇得人心的事是经常在周末和节假日组织老师们跳舞.那时跳舞还是很时髦的事.小流氓们跳舞时都要郑重其事地穿上新喇叭裤,觉得自己很高雅.正经人跳舞则是思想解放的标志.
三中有好几位校长,同学们对他们的分工不大清楚,我们只觉得由周来接见我们,大概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心里说不清是放松还是失望.
周校长带着一种严肃的微笑,你们的要求我们看了.首先,你们的立场是错误的.
你们称学校领导为"校方",请问,你们是哪一方?难道你们不是学校的主人翁、不是"校方"吗?你们甚至还称学校领导为"当局",请问,什么叫"当局"?是国民党当局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咱们学校这座大楼,从前就是日寇的警察厅,赵一曼烈士在这里战斗过,金日成同志在这里战斗过,还有李兆麟将军我赶紧说,李兆麟将军是在哈一中附近牺牲的,是国民党女特务用美人计把他杀害了,凶手现在还在台湾.周校长说,对,你们可不能忘本哪!你们管我们叫"当局",让我们多伤心哪!我十四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都没挨过斗,到今天可好,我成了"当局",你们干脆说我是刽子手.那多解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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