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地在创作实践中寻找创新突破，是金庸作为一个作家最可贵的地方，也是他成为一代武侠宗师的重要原因。这一次，他把在《碧血剑》中通过人物语言的倒叙和插叙手法发挥到极至，并借鉴了《天方夜谭》中的一个故事由许多人说出的方法，与芥川龙之介小说《密林中》和黑泽明据之改编的电影《罗生门》的表现手法有同工之妙，整个故事由不同的人之口慢慢补全，而每个人又由于自身的主观原因而对故事作有不同的阐述，产生相互矛盾悖离之处。这样，一方面把故事讲得扑朔迷离、曲折摇曳，一方面每个讲故事的人自身的性情、品格，与故事中人的关系、感情，也在讲述过程中栩栩而现。这部作品表现风格深受西方文学和电影的影响，可说是金庸小说中结构最巧妙用心的一部，甚至有一个被人传诵多年的“开放性”结尾——主人公胡斐迫于误会，不得不与父亲好友、爱人之父苗人凤决战，最后一刀，砍则杀死对方，不砍则自己送命，在这个节骨眼上，金庸竟此搁笔，留下无限空间任读者想象——一时间整个香港都在议论：“胡斐那一刀，究竟砍还是不砍?”
而金庸本人对此的说法是：“写到最后，胡斐的矛盾，就变成了我的矛盾，同时苗人凤的痛苦，也成了我的痛苦，这两人如何了断恩怨情仇，连我也决定不了，所以胡斐那刀到底砍不砍下去，我无法知道……”
对于之前之后写过无数的痛苦矛盾的金庸来说，这样的说法多少是个托辞。假如他想要给胡苗一人一个了断，无论是悲是喜，都应当会是一个读者能够接受的结局。但是他却选择这样一种写法，似乎要告诉读者，人生中总有无数次可能面临两难而又不得不抉择的困境，这个时刻，能做选择权的只有自己——胡斐那一刻面临的问题，更是“我”与“他人”的孰轻孰重的，人生的根本性矛盾之一。所以他把胡斐和苗人凤的命运留给了读者，也就给了读者更深入的思考和回味的余地。
这个时刻，大家或许还都没有想到，一部奠定金庸“武林盟主”地位，也成为新武侠奠基之作的重大作品就要诞生了。
它的名字是《射雕英雄传》。
“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然渡河。”
正当读者们还在为《雪山飞狐》的魅力倾倒之时，金庸在他的“三板斧”之后， 隆重祭出了他的力作——《射雕英雄传》。
这部书以南宋抗金、蒙古兴起的历史为背景，描绘了一个气势恢弘的江湖世界，“历史”与“传奇”完美结合，拥有最生动精彩的一对主角——郭靖与黄蓉，他们的个性的差异与互补始终是“金迷”念念不忘的话题;拥有最丰富鲜明的江湖人物群像——“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成为武林高手代名词和之后武侠小说竞相效仿的对象，甚至被加以再创造，发展出他们各自的历史和恩怨;甚至连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铁木真等，也栩栩如生。金庸后来写的许多作品，技巧有过于它，但是，在“创造完整的武林世界”上，《射雕英雄传》应当是奠基者。
这部百万余字的巨著，以成吉思汗般的雄伟气魄，使此前的一切武侠小说都黯然失色。金庸的武侠大宗师地位，也就此奠定。全城轰动，倪匡说：“在1958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曼谷的中文报纸为了抢先转载，甚至用地下电台来拍发香港当天的登载内容，这可谓是小说史上的奇闻。
著名学者夏济安先生，也非常爱看武侠小说，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出世之前，已认为武侠小说许多人爱看，却没有人好好写过，是一门大有发展前途的文学形式。他说，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一定想法自己动笔写武侠小说。后来在台湾读到《射雕英雄传》，他就写信给朋友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桑国去了。”借用《虬髯客传》中虬髯客见李世民的典故，将金庸称为武侠小说的“真命天子”，已是至高的评价和肯定。
时年为1958年，金庸三十四岁。
此时，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已经拥有了不可动摇的成就，但是作为报人事业，才刚刚开始。那就是金庸一生传奇的另一半：创办《明报》。
金庸在长城电影公司，尽管小有所成，但是都未造成大的影响，并不十分得志。当时“长城”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拍电影注重思想教育，对于一向注重率性独立的金庸来说，在这样的压力下再次感受到束缚重重，创作意图得不到发挥。据金庸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后来，我所编写的剧本好几个不获通过，兴趣自然大减，到了1959年，对电影制作的方针越趋严格，有时整年间也拍不到一两部戏。”
当时金庸依靠写作武侠小说和翻译等收入，已经有相当积蓄，不愿再受固定机构限制，开始筹划自立门户。权衡之下，“干电影时工作未见顺利，自己又没有能力搞电影公司，相反地，办小型的报纸，需款不多，但给我发挥的机会较大，故转而办报”。
机缘巧合，此时他在异乡遇到了自己初中同学，当时从事印刷业务的沈宝新。谈论之下，一拍即合，金庸便邀他作合伙人，从此开始他们三十多年的合作生涯。后来金庸回忆：“和我共同创办《明报》的沈宝新先生，是我初中三年级时的同班同学。1938年开始认识，二十一年后的1959年同办《明报》，精诚合作地办了三十几年报纸，到今年已四十九年。在共同办报期间，挑拨离间的人很多，造谣生非的事常有，甚至到现在也还有。但我们互相间从不怀疑，绝无丝毫恶感。前年我因心脏病动大手术，宝新兄在医院中从手术开始到结束，一直等了八个半小时。”人生之可贵者，莫过于得良师益友，金庸与沈宝新这样根深蒂固的友谊，令他们赢得了他们的事业，也成为金庸传奇生涯的一段佳话。
在经过充分策划与准备之后，1959年5月20日，《明报》注册后在香港正式创刊，刊名请到当时香港著名书法家王植波题写，沿用至今。注册资金十万元，金庸占百分八十，沈宝新占百分二十。
最初，金庸只是打算办一份以刊行他的武侠小说为主的小说周刊，但在沈宝新建议下，改周刊为日报，而《明报》作为报纸的定位，也走严肃社评政评和轻松通俗文学兼容并包的中间路线。
而在办报的宗旨上，金庸则明确贯彻了他长期的独立知识分子理想。后来他说：“《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香港传媒界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既不特别亲近共产党，也不亲近国民党，而是根据事实作正确报道，根据理性作公正判断和评论。”在《明报》当日的发刊词里，金庸即表明这张报纸要维护“公平与善良”的立场，而半个月后，他在为《明报》撰写的第一篇社评里，又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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