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满怀怨气躺了下来，用家里带来的自备毛巾蒙在眼睛上，挡住灯光和其他的一切。为了转移一下注意力，他开始想像自己的家和亲人，想像他们这时能在那里做什么。尤拉已经在火车上了。这是他第一次去实地视察。好好亮亮相是很重要的。但尤拉不是个十分认真的人，有点儿马虎大意，但愿他别在那儿丢脸。阿维叶塔在莫斯科度假。稍微消遣消遣，看看戏剧演出，而主要的是有一个切实的目的：观察一下态势，说不定得拉拉关系，因为已经是大学五年级了，也该确定自己一生中的理想位置了。阿维叶塔将是一个很有作为、很能干的记者，她当然应该到莫斯科去闯，这儿的天地对她来说是太小了。她是那么聪明，那么有才气，家里的人谁也比不上，虽然她还缺乏经验，但她随机应变的能力又有多强!拉夫里克有点吊儿郎当，书念得不怎么样，但在体育运动方面简直是个天才，已经去里加参加过比赛，像成年人似的住在那儿的旅馆里。他连汽车也会驾驶。眼下正在全苏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举办的短训班里接受训练，以便取得执照。期中考试有两门功课不及格，可得抓一抓。马伊卡这会儿大概正在家里弹钢琴(在她之前家里没有人会弹)。而走廓里的那块小方毯上大概躺着朱丽巴尔斯。最近一年，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每天早晨都热心于亲自带狗出去溜溜，这对他自己的身体也有好处。往后只能由拉夫里克带它出去了。他喜欢颜使狗去吓唬行人，随后就对人家说：您别害怕，我扯着它呢!
然而，所有这一切——鲁萨诺夫夫妇的整个和睦的模范家庭，他们的整个井然有序的生活和无可挑剔的住宅，在几天之内就与他分隔开来，留在肿瘤世界的彼岸了。无论父亲的结局怎样，他们还将生活下去。无论他们现在怎样着急，怎样关心，怎样哭泣，肿瘤还是像一堵墙把他与他们隔离，留在墙这边的只有他自己。
用回想家事的方法无济于事，于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便尽量用思考国家大事的方法去排遣自己的愁绪。全苏最高苏维埃会议当该是星期六开幕。似乎没什么重大的问题要讨论，只是通过一个预算。今天，当他离家来医院的时候，电台开始广播一篇关于重工业的长篇报告。可这儿病房里连收音机也没有，走廊里也没有广播喇叭，真不像话!哪怕保证有不间断的《真理报》也行。今天是关于重工业，昨天则是关于畜牧业产品扩大生产的决议。是啊!经济生活有了有效的发展，毫无疑问，各种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都面临着重大的改革。
于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开始设想，在共和国和州的范围内有可能具体进行哪些改组。这类改组向来都引起震动，一时间会使日常工作受到影响，有关的干部互通电话、频频碰头，商量办法。不管改组是朝什么方向进行的，有时还会出现完全相反的局面，但从来没有任何人降职，包括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在内，总是在往上提升。
然而，即使想到这里他也没有忘却忧愁和感到振奋。只要脖子那儿皮下一阵刺痛，那无法消除的无情的肿瘤就会进人脑海，把整个世界遮住。结果又是：预算、重工业、畜牧业和改组——这一切统统留在肿瘤的彼岸。而这一边只有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只有他一个人。
病房里响起一个女人悦耳的声音。尽管今天不可能有什么事情会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愉快，但这声音简直可说是十分甜蜜：
“量体温啦!”仿佛她许诺要分发糖果似的。
鲁萨诺夫把蒙在脸上的毛巾揭去了，稍稍抬起身子并戴上眼镜。多么幸运啊!这已不是那个哭丧着脸、皮肤黝黑的玛丽亚，而是一个结实健康、身材挺秀的姑娘，头上不是系着三角巾，而是在金黄的头发上戴一顶小帽，像医生们那样。
“阿佐夫金!喂，阿佐夫金!”她站在靠窗那个年轻人的床前爽朗地叫他。小伙子脑的姿势比先前更奇怪了——身子跟床成斜向，脸朝下，枕头压在肚子底下，下巴抵在床垫子上，像狗搁脑袋那样，眼睛则望着床栏，看上去跟在兽笼子里似的。他那消瘦的脸上时不时掠过发自体内的痛楚的阴影。一只胳膊耷拉着，手碰到了地板。
“喂，打起点精神来!”护士以使他感到羞愧的口吻说道。“力气您是有的。自己拿体温表好了。”
小伙子好不容易把手从地板举了起来，像从井里吊一桶水似地拿起一支体温表。他是那么虚弱，疼得又那么厉害，简直无法让人相信他还不到17岁。
“卓娅!”他一面呻吟一面恳求。“给我一只热水袋吧。”
“您是在跟自己作对，’卓娅严厉地说。“给过您热水袋，可您不是把它放在打针的地方，偏偏放在肚子那儿。”
“那会减轻我的疼痛啊，”他固执己见，表情很痛苦。
“跟您说过了，您那样会使自己的肿瘤扩散的。肿瘤医院根本不许用热水袋，那还是特意为您弄来的。”
“好吧，那我就不让你们给我打针。”
但卓娅已不听他说什么了，她用一个指头敲了敲啃骨者的空床，问道：
“科斯托格洛托夫哪儿去了?”
(太巧了!不出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所料!“食骨者”与“啃骨者”何其相似乃尔!)
“抽烟去了，’靠近门口的焦姆卡回答说。他一直在看书。
“哼，我会让他抽个够的!”卓娅嘟哝说。
有的姑娘是多么让人喜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欣然望着她那束紧腰身的丰满线条和微微凸出的眼睛——他只是欣赏，毫无私心，并且感到自己的气在消下去。卓娅微笑着递给他一支体温表。她正好站在鲁萨诺夫长着肿瘤的那一边，但她一点也没露出害怕或者从未见过这种东西的样子，连眉头也没皱一下。
“对我没规定什么治疗措施吗?”鲁萨诺夫问。
“暂时还没有，”她以微笑表示歉意。
“可这是为什么呢?医生在哪儿?”
“他们已经下班了。”
对卓娅发脾气是不应该的，但不给鲁萨诺夫治疗岂不是某个人失职!必须行动起来!鲁萨诺夫向未瞧不起逆来顺受和办事拖泥带水的那种性格。当卓娅来收体温表的时候，他问道：
“你们这里的外线电话在什么地方?我该怎么走才能去打?”
归根结底，可以马上下决心给奥斯塔片科同志打个电话了!打电话这个普通的主意，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回到了他所习惯的那个世界。这也使他获得了勇气。于是他又感到自己是个斗士。
“37度，”卓娅带着微笑说，并在他床头挂的那张新体温卡上标出曲线的第一个点。“电话在挂号处。不过，您现在走不过去。这要从另一座大门进去。”
“请听我说，姑娘!”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稍稍抬起身子，脸色也沉了下来。“医院里怎能没有电话?比如说，这会儿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就说我吧，要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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