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先生仍然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翻着皮封日记本，咧嘴笑道：“等你拿到书后，我肯定已经进黄土了……丹。所以，你只管批评就是。反正你也伤不到我的自尊。”
我一时语塞。
*
2011年夏末，我写下本书手稿的前言时，离1991年跟雅各布・佩里的谈话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1992年5月末，玛丽在德尔塔医院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佩里先生辞世了，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我问玛丽，佩里先生是否有东西留给我时，她似乎很惊讶。他所有的遗物——其实也不多，就是那些书和旧物——都已经打包好，送去给他住在巴尔的摩的侄孙女了。当时玛丽并不在养老院里，而是在丹佛的医院里。是她的助手邮寄的包裹。
九个星期前，也就是2011年晚春，距离我的德尔塔之行差不多二十年后，我收到UPS的快递，寄件人叫小理查德・A.杜巴戈，家住马里兰州卢瑟维尔-蒂莫尼姆。我以为是一包希望我签名的旧书，有些读者没经过我允许就把书送来让我签名让我特别恼火，我本想原封不动地将包裹寄回去。不过，我还是用美工刀狠狠地将包裹划开了。卡伦看了配送单上的信息，说我们从未收到过从卢瑟维尔-蒂莫尼姆寄来的书，这把我逗乐了，她很快便上网查了(卡伦的确热衷于地理)。
但里面寄的并非是让我签名的旧书。
包裹中有十二本莫莱斯基牌的笔记本。我仔细地翻看，发现上面正反面都写着字，字很小，标准的草写体，书写者的手强劲有力。
即便那个时候，我也没想到那是佩里先生写的，直到我翻到日记本的最后一页。
日记本的皮封仍在，上面还有一个二号铅笔的笔头，但皮封已经破烂不堪，经过佩里先生长年累月的触摸，它被油脂浸透已经变黑。在十个月漫长、枯燥的写作过程中，显然，他每写一本就会把这个皮质封皮换上去。
里面还有封打印的信。
亲爱的西蒙斯先生：
我母亲莉迪亚・杜巴戈于今年四月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我找到了这个盒子。这是1992年由她的一位远房亲戚——雅各布・佩里先生所在的特护养老院寄给她的，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是在那里度过的。母亲似乎并不太了解，也从没见过她的这位伯祖父，看起来我母亲只是扫了几眼盒子里的东西，估计也就选了一两件物品在每个星期举行的车库甩卖中出售，其余的东西都原封未动。我相信，她应该从没打开过包裹中的笔记本。
最上面一本笔记本中的第一页是一封信，不过那封信不是写给母亲，显然是写给德尔塔特护养老院经营者“玛丽”的，信中要求将这些笔记本，还有一部柯达袖珍相机寄给你。上面还有你的地址，所以，我这才将这个迟来已久的包裹寄给你。
如果二十年前你就在等待这些物品了，耽搁了这么久，我万分抱歉。母亲是个健忘的人，在中年时就是如此。
因为这些笔记本是要寄给你的，所以我决定不看里面的东西。不过我还是扫了几眼，发现母亲的这个亲戚真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里面有地图，还画了山，还有一些别的素描，颇具专业水准。
我再次对母亲的疏忽大意和迟来的包裹表示歉意，我相信雅各布・佩里先生当年是希望它能及时送到你那儿的。
小理查德・A.杜巴戈敬上
我将盒子拿到书房，拿出那摞笔记本，下午便开始看起来，读了个通宵，到了第二天早上，看了大约九本。
雅各布・佩里的遗愿令我考虑了好几个月。后来，我决定出版雅各布・佩里的终稿(也是唯一一份手稿)。我觉得他花了生命最后的十个月辛苦写出这些手稿，肯定是希望它出版。我还相信这也是他选择我作为他的第一个读者的原因。他知道我能判断手稿值不值得出版。我确信，雅各布・佩里的手稿——也就是这本书——绝对值得出版。
第二版，也是限量发行的版本中会有佩里先生亲笔写的书稿，里面包含佩里先生加在文本里的几十幅素描、肖像画、认真画出的地图、山上的景色、老照片还有其他东西。这个版本只有文字，但我觉得这已经足以讲述雅各布・佩里从1902年到1992年的故事，足以让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作为他的编辑，我只是校正了一些拼写错误，并且在文本中加了少数说明性的注释。佩里先生让我作为他的第一个读者和编辑，是因为他信任我并希望我能够竭力让读者读到这份奇怪却格外美丽的遗作。
我认为这是他的真实愿望。
不过，现在我只能向上帝核实了。
―第一部分―
登山者
1
马特洪峰只给你两个选择：在左边失足，你便会死在意大利;往右边走错一步，你便会死在瑞士。
我们三个在马特洪峰顶吃午饭的时候，得知了马洛里和欧文在喜马拉雅山失踪的消息。
那是1924年6月末的一天，天气很好，那则消息登在三天前的一份英国报纸上，报纸是意大利布勒伊一间小旅馆的厨师用来包我们那份厚厚的冷牛肉山葵新鲜三明治的。我的帆布背包里揣着这份轻飘飘的报纸，直到登上马特洪峰仍浑然不觉，但是很快，这则消息就会像沉重的石头一样压在我们胸口。跟报纸一同放在包里的还有用山羊皮囊装着的酒、两个水壶、三个橘子、一根100英尺长的登山绳和一大包意大利香肠。我们并没有及时发现那份报纸，或者看到上面那则足以改变我们命运的消息。我们的心思全在山峰和周遭的景色上。
我们在六天的时间里，反复攀登马特洪峰，但一直没有登顶，理由恐怕只有“教会执事”[7]知道了。
从策马特镇上山的第一天，我们登上了霍恩利山脊——那也是1865年温伯尔走的路线——同时还得避开像无数伤疤一样分布在山面的固定绳索和缆绳。第二天，横穿茨姆特山脊时，我们用了相同的方法。第三天，我们经霍恩利山脊瑞士的一侧，再度横穿那座山，穿过岩体松散的北面峭壁，累得够呛，我们攀登的地方就在山峰下面，也是理查坚决反对我们上的那座山峰。接着，我们沿意大利一侧山脊往下，于黎明时分到达我们设在朝南面对布勒伊绿色高地上的帐篷。
五天后，我才意识到，我们走的是当年的登山者走过的路线，拜他们所赐，马特洪峰这才出名。当年二十五岁的爱德华・温伯尔行事果断，在登山方面堪称专家，他临时组建了一个三人登山队，包括英国传教士查尔斯・哈德森(来自克里米亚半岛的牧师)、哈德森新收的十九岁门徒——道格拉斯・哈多，还有信心满满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他刚刚通过英国陆军部的考试，而且名列前茅，在118名竞争者中领先第二名近500分)，他当时年仅十八岁，是昆斯伯里第八任侯爵之子，他到阿尔卑斯两年了，还是个新手。除了温伯尔那个由水平参差的年轻人组成的登山队外，还有他请来的经验和水平差距颇大的三个向导：“老彼得”陶格瓦尔德(其实他也只有四十五岁，却被当成了老人)、“小彼得”(二十一岁)，还有经验极为丰富的迈克尔・克罗泽，他三十五岁，是来自夏蒙尼的向导。事实上，他们只需叫克罗泽一人作为向导便可，但温伯尔早先答应要雇用陶格瓦尔德父子，而这名英国登山家向来言而有信，即便整个登山队的人员组成已经相当臃肿，另外两个向导完全是多余的，他还是信守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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