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佩里先生再次咧嘴笑，“我在哈佛大学学的是英文，主要研究18世纪、19世纪的美国文学，当然也包括不少英国文学。1923年我毕业时，亨利・詹姆斯正炙手可热。詹姆斯・乔伊斯是一年前，也就是1922年出版了《尤利西斯》。而他那本《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则是六年前出版的。我当时花了一年时间在欧洲滑雪、登山——二十一岁那年，我继承了一笔小小的遗产。1924年，我看了马多克斯・福特《国际观察》上的一篇故事，遂而决定立即离开瑞士，前往巴黎，见到他在文中写的那个年轻人，把我自己写的东西给他看。”
“你去了吗?”我问道。
“是的，”佩里先生笑道，“当时，海明威是《多伦多星报》驻欧洲的通讯记者，要说对付我这种头脑发热的人，他还真有一套。我是在他的办公室跟他见面的，那个地方很小，脏兮兮的。他立即叫我去楼下的咖啡厅喝咖啡，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人。过了几分钟，他看了一眼手表，便说他必须回去工作了，将我这个正做着作家梦的人留在了咖啡厅里。”
“你把你写的故事给他看了吗?”
“当然，他看了三部，每部都只翻了翻前几页，便说让我不要放弃自己的正职工作。可这根本不是你想听的，对吗?人老了就喜欢唠叨。”
“挺有意思的。”我只嘟囔了这么一句，但我同时又在想，天哪，你居然见过欧内斯特・海明威，还被他告知你不是当作家的料。这是什么感觉?要么就是佩里在吹牛?
“还是回到你感兴趣的话题吧，西蒙斯先生，谈谈1933年到1935年间南极的事——我被伯德上将聘用，做了一名杂工，因为我有登山的经历。在探险期间，探险小组的科学家会在各大山峰做些研究工作。我压根儿就不懂科学，对企鹅也不怎么了解，现在还是不太了解，尽管养老院里的电视经常播放自然纪录片。但在1935年，这都不是问题，因为伯德上将只想把我打发走，直到那年春天，当所有人都要离开南极时，他们才来接我。”
“所以，你在又冷又黑的地方待了七个月?”我傻乎乎地说，“你到底做了什么让他这么不待见你?”
佩里先生用一把非常锋利的小折刀切开一个苹果，递给我一块。我接了过来。
“我救过他的命。”他嘴里吃着苹果，平静地说。
“对哦，玛丽说1934年，伯德上将孤身一人被困在一个高级气象站里，你跟几个人一起救了他。”我说“没错。”佩里先生说。
“看来是因为他被人救了后觉得没面子，就把你赶去了罗伊兹角的小屋，也让你体验体验孤独的滋味?”我实在是搞不懂。
“差不多吧，”佩里说，“只不过我没有像伯德上将一样，差点儿一氧化碳中毒……也没有像他一样要求救援。他有个无线电，每天都会联络小美利坚站。我却没有。我跟基地毫无联系。”
“前一年八月，你参加营救伯德的小分队时，”我说，看了一眼跟玛丽的聊天笔记，然后又看了看参考书(1991年的时候，可没有谷歌)，“当时正值南极的冬天，你和另外三人行驶了100英里。当时，如同迷宫一般的冰隙不是被风吹塌，就是被大雪覆盖，一路看不到几面警告旗。100英里的路程，几乎一片漆黑，你们驾驶着一辆雪地牵引车，你那玩意儿就跟一辆加了金属盖的福特T型车差不多。而且，就只有你和三个来自小美利坚站的救援人员。”
佩里先生点点头。“波尔特博士、韦特先生和我的顶头上司E.J.德玛斯掌管雪地牵引车。是德玛斯坚持让我跟去，开那辆雪地牵引车的。”
“这算是你的探险任务吗?”佩里又给了我一块美味的苹果。
“作为杂工，与那些该死的雪地牵引车有关的工作都是我的事。夏天，如果那些科学家要离开小美利坚站，我就得帮他们开车，”老人说，“我想是因为德玛斯先生觉得我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将车开进冰隙中吧。后来，我们得知大部分警告冰隙的旗子都不见了，我们不得不打道回府，但立即又出发了——尽管当时的天气更加恶劣了。”
“我怎么觉得听起来还是伯德上将想惩罚你呀。”我说，感觉嘴中的苹果又脆又鲜，“居然让你孤身一人待在一个地方长达七个月之久。”
杰克・佩里耸耸肩。“还不是因为‘救了’上将——他讨厌任何人用到这样的字眼儿，让他挂不住面子。不过他没办法对波尔特博士和韦特先生怎么样——他们可是探险队里的大人物，他将德玛斯先生也派去一个遥远的、他几乎见不到的地方参加任务。他派我先去参加夏天的探险任务，后来，又让我在罗伊德角待了整整一个冬天。最后，伯德上将在报告中甚至都没提我参与救他的事。我的名字也没在大多与南极有关的史书中出现。”
听到伯德上将竟是一个卑鄙小人，我感到十分震惊。“在大冬天被派往罗伊德角跟单独拘禁有什么区别?”我说，压抑不住内心的怒气，“连无线电也没有吗?我看是伯德上将被关押三个月后变成了疯子——他自己倒是每天用无线电跟小美利坚站联系。”
佩里先生咧嘴笑道：“没有无线电。”
我越想越不明白。“他让你在罗伊德角沙克尔顿那个地方待了七个月，其中还有五个月是全黑的?!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佩里先生摇摇头，但无论是他的表情还是他说话的腔调都没有半点儿生气或是怨恨。“我不是说过我是被探险队聘用前往那里登山的吗?我们救了伯德之后，被要求和他一起待在他在高级气象站挖的地下室里。我们是8月11日到的，一直待到10月12日。然后伯德和波尔特博士医生一起乘‘朝圣者’号飞走了——我终于参加了夏天的探险，让我有机会用我的登山技巧帮助那些科学家。”
“‘朝圣者’是飞机吗?”我说。
佩里完全可以说，既然是说飞走了，这玩意儿不是飞机是什么?难道是只大信天翁吗?但他只是礼貌地点点头，说：“他们开始探险时有三架飞机，‘大福克’……”他停了下来笑着说，“是‘福克’飞机，西蒙斯先生，F-O-K-[6]……”他将这架飞机的名字拼写了出来。
我咧嘴笑道：“我明白了。不过，你叫我丹就可以了。”
“那你得叫我杰克。”他说。
直呼“杰克”，我还真有点儿说不出口。跟那些名声在外、头衔很响或位高权重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一般不会觉得他们有多了不起，但在雅各布・佩里先生面前，我却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对我来说，即便嘴上多次以“杰克”相称，但我在心里仍旧尊称他为“佩里先生”。
“总之，”他继续说，“我们有架大福克，名叫‘蓝色刀锋’……不过，我们到达南极后，他们第一次想让这架飞机飞离地面时就撞毁了，对了，我应该说飞离冰面才对。他们还有一架更大的水上飞机，名字是威廉・霍利克，但那家伙好像时常需要维修。所以，十月份天气刚稳定下来，那架叫‘朝圣者’号的单翼机便被派去接伯德上将和波尔特博士了，我们到达他那里后，将他冰川下地下室的通风设备修好了。我记得在我们等待的那几个星期中，波尔特博士会经常观察星星、流星，测量气压。伯德病得不轻，整天昏昏沉沉的，什么也做不了。一氧化碳对上将的脑子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影响。八月份，在‘朝圣者’号将伯德上将和波尔特博士接走后，我、韦特和德玛斯便开着那辆雪地牵引车回到了小美利坚站……我也恰好赶上了他们前往海恩斯山脉的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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